儿时,从国家到家庭都处于贫穷状态。但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建立,社会从战乱实现了稳定,社会管控从无序渐进到有序,人们生活安定,为我们这些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生活在城镇的孩子们带来了福音。精神文化生活的层次取决于物质条件,一些低层次的娱乐活动贯穿了少年时期。唐山因开发煤矿聚集了大量外来人口,各种方言、习俗等深深影响了青少年的行为方式,其中有一些小游戏至今记忆深刻。
掴三角,是一种两人对决赌输赢的游戏。把纸折成三角型,一方将三角放到平台上,另一方将三角用力掴下去,用三角掴下去的风将平台上的三角吹翻即为赢,吹不翻则由对方掴,双方互掴,直至吹翻一方据为已有为止。
“掴”是山东人带过去方言,念guai(一声),即用手掌拍打的意思,如掴耳光,掴脸等。掴三角其实不是手拍打,而是用手拿三角往下摔,不知谁起的头,借用了掴字。我小学二至四年级时这种游戏比较普遍。那时候,家家纸张都比较缺乏,孩子们想方设法找废纸折三角,受推崇的是牛皮纸和画报纸的三角,比较硬朗和皮实,掴起来风力大。三角的风力大小除与力气大小有关外,还有一些技巧。如要寻找对方三角与地面的缝隙以确定进攻的角度,三角折弯的弧度等。有的男同学为了折三角,把刚讲过去的课文都撕下来,到期末复习时无书可用。赌完后分别将三角带回家,好的挑出来下次再用,差的当生火用的引柴。
摔瓦巴斗,是一种竞技类的娱乐活动。把黄泥或红泥揉成泥团,用大拇指在中间按出窝窝,呈斗状或碗状。然后用手握泥团,窝窝口朝下猛摔。利用窝窝中的空气挤压,将上面崩出个洞口,而且声音促脆。竞技时,一看崩开洞口大小,二听声音大小,大者为胜。有的地方叫“瓦瓦斗”,“泥巴斗”,“瓦巴堵”。农村小孩玩的比较多,因为取泥容易。我们原住在林西南工房,后来搬到东工房,离农田都不远。另外有的家做点“小工程”,如搭炕、套炉子、盖鸡窝兔窝、盖小房等,剩下的泥就成了孩子们游戏的原料了。1967年到1969年到处都挖防空洞,做瓦巴斗的原料取之不尽了。
打彩,是一种年龄稍微大些男孩子,有时大人也参加的双人或多人对决赌输赢的街头游戏。打彩的材料是木块或木棒,大小无具体规定,通过her(四声)喽喽决定谁先开局。her喽喽也是唐山方言,学名猜丁壳,俗语“石头剪子布”。双方约定划两条相距数米的平行线,一方将彩摆放在线上,另一方用彩猛击,如果被击打的彩过了那条线,则为赢,收于囊中。在工房区住的居民木柴普遍比较缺乏,矿上的职工每半年发一张劈柴票,低价从各矿卖煤处可购一百斤木柴。这些木柴大部分是洗煤厂从煤炭中挑出来,因为那时井下巷道和采面用木料当支护品,常有零碎木柴随煤炭运上来。没有矿厂职工的家庭只能买些木柴或到附近农田捡一些,各家各户要将仅有的木柴保存好,防止被男孩子们偷走去打彩。那些打彩技术好的男孩子,真能为家里挣一些木柴。也就是那时认识了一些木材种类,如红松、水曲柳、佐木、枣木、槐木等,质地实硬度高,打彩时十分给力。白松、桦木、杨木等质地松软硬度差,打彩时处于劣势。
欻大把,是一种靠手法技巧的竞技游戏。双人或多人参加,也称抓大把。焱chuα(三声),在唐山方言中意思同抓。游戏材料是十至二十个枚直径2-3厘米的石子,泼到平台上。用手将一个石子抛在空中,然后翻掌抓平台上的石子,再接住空中落下来的石子,抓子多者为赢。这种游戏女孩居多,大部分在天气暖和时室外活动。有人用桃核替代石,一是干净,二是适合室内玩。
欻骨,是一种室内靠手法技巧竞技游戏,也称抓骨、嗄啦哈。嗄啦哈是蒙古语膝盖骨的意思,这种游戏可能是从内蒙古传过来的。材料是十枚左右猪前爪中的一块骨头,长条型,放平时可观四个面,分别叫坑,包,正耳和假耳,正耳那面形状如人耳。第一步是泼骨,即把骨泼撒在平台上,如果正耳面朝上的则已不用管,表示已达标。第二步是翻骨,用手把一块骨抛向空中,然后迅速翻掌,将其他骨的正耳面翻向上,再接住落下来的骨,如果未接住落下来的骨则是失败,让其他人欻。其技巧与欻大把近似,玩的人以女孩为主。那时候猪的形体比较小,玩的猪骨大小适中。前几年买猪爪吃,发现那块猪骨比小时候玩的大了许多,不太适合小孩欻骨了。
格楞锤,是一种室外群体竞技游戏,也称斗鸡、叮锤、怼锤,参与者以男孩为主。竞技方法:分成两组,参赛人将一支腿端起用手抓住,单腿支地,跳跃进退,相互用膝关节怼对方,把对方怼倒或败阵为胜。适合冬天玩,穿的衣服比较厚,不容易擦伤。是一项体力消耗较大的运动,能够锻炼参与者机敏性和体能。
顶牛,是在地上画个棋盘,用两种不同形状或颜色的东西当棋子的小智力游戏,也称地五子。竞技方法很简单,只要弈棋中两个子顶住对方一个子,则可将此子吃掉。早期是四子,后来发展到五子。四子规律比较浅显,只要掌握规律,不走死穴步,先行者必赢,除非出现失误。五子的奥妙复杂的多,需要有一定的棋局步法,变化多端。我三四年级时,在所居住的那一排没对手。邻居孙叔不服,只要有空就叫我跟他顶牛。五子互有输赢,四子他从来没赢过,他跟我求教奥秘,我没告诉他。有一天我想通了,想告诉他,但等我们搬家走了也没见到他。后来听父母讲,他是矿上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了造反派的头头,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