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生涯中的四个春节

可能是年龄越来越大的缘故，回味的东西越来越多，一些久远的事情常常梦幻地浮现在脑海，不管是喜悦的，还是伤感的；不管是压抑的，还是亢奋的，久久缠绵，挥之不去，越想越长远,越想越清晰。

偶尔看到一篇关于部队过年的报导，那些似曾相识的故事,勾起我尘封多年的一些回忆。今年是我当兵入伍的五十周年，又刚刚过了一个疫情解封后五味杂陈的春节，所以，用部队过的四个春节情节当引子，回忆那段逝去的岁月。

第一个春节：充满了新奇感

我是一九七二年入伍的，进入兵营时是阳历十二月五日，再过一个多月就是农历新年了。那时我只有十七岁，长到这么大，第一次在离开亲人的情况下过年。由于对军旅中过年充满了新奇感，想家、回家过年的想法倒是有，但也深知那是不可能的，军队就是军队，可不是散兵游勇。

那时家里并不富裕，因为整个国家都贫穷。我家在附近还算是一个条件不错的家庭，父亲是干部，月收入114元，由于家庭7口人，经济状况属于中等收入家庭，周边困难家庭太多了。母亲心灵手巧，既能做些缝纫活，还善长做饭菜，加上那时口胃特好，感觉母亲做的饭菜是世界上最香的，过年还能吃上肉和米饭，就像是过上了皇宫里的日子了。

部队的生活当时也并不是太好，每人每天的生活费是0.49元，1974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军委工作后，为了提高了部队生活水平，将生活费提到了每天0.52元。好在我们部队是军队农场，自己种粮和菜，还养些猪、鸡，据说比别的部队强多了。当时每天两顿粗粮，一顿细粮，每周能吃到一至二两肉。春节快到了，班里的老兵们天天到炊事班打听什么时候杀猪。当听到肥猪被捆起来即将没命时的嚎叫声，老兵们欣喜若狂，个个喜笑颜开，仿佛听到的是悦耳的音乐。离过年还差四、五天的时候，部队组织了一次忆苦思甜大会，请来丰南县的一个贫雇农给战士们讲述他在解放前受到过的苦难。老人当时五十多岁，饱经沧桑的脸上堆满了褶皱，看面相有六七十岁，他一直未婚，在村里担任治保委员，长期住在村委会，连工作带打更。那时候从地方到军队很流行“忆苦思甜”活动，常常请一些“苦大仇深”的老工人或老农民讲述旧社会的苦难，再吃一些用粮糠和野菜做的“忆苦”饭，目的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万恶的旧社会，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那老农民没文化，还没讲话先大哭了一阵，确实引起了大家的辛酸。但他讲了没几句话，大家确暗自笑了起来。他说：“在万恶的旧社会，我家太穷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祖祖辈辈给地主扛活（现在叫打工），我们家从我爷爷那辈起就打光棍，我爸爸也打光棍，到我这辈子还是光棍，家里没钱娶不起媳妇呀。”大家捂着嘴偷着笑，他十分生气。过了一会，他又讲起六零年挨饿的事，说得比解放前还要惨，副教导员赶忙上去给他倒水，提醒他还是讲解放前的事，没等他讲完，就被副教导员给劝了下去。

家里的春节和部队截然不同。父亲有个习惯，再没钱也要买两挂鞭炮在年三十中午放一通，说法是“崩一崩穷气”，年复一年这个习俗一直没改变，一直到他去世。尤其在他的晚年，买鞭炮、放鞭炮，开心地嘿嘿笑着，仿佛是个孩童。母亲做好了饭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大吃大喝十分热闹。父亲喜欢喝酒，家里也没人陪他，自斟自饮倒也开心。晚上没什么开心的节目，往往邀些朋友在一起拉些家常，扯些逗笑的事。最让我们开心的是穿上新衣服，母亲手巧，衣服早就做好，但一直到年三十才让穿，穿好后让我们走出去。

部队过年最明显的就是从腊月二十八到初五饭菜比平常丰富了许多，其他基本不变，外松内紧，站岗值班非常严格，战备观念很强，腊月二十九还搞了一次紧急集合演练。当时我们不知道是演练，还以为是真的打仗了呢，心里直琢磨：也够倒霉的，刚当兵几天就赶上打仗了！这要是死了，家里可怎么办？我们班有个新兵，紧急集合训练回来发现他的裤都被冻硬了，肯定是紧急集合吓得尿湿了裤。其实我也尿了裤，只是装成没事人似的。部队没有鞭炮，也没有灯笼，连里在三十晚上组织了联欢会，要求各班至少出一个节目。班长对我说，你有文化，你就出个节目吧。那时不知道脸皮怎么那么厚，竟自己做了首诗，在联欢会上故作多情地朗诵了起来。那词全都虚得不得了，因为刚刚走出校门，什么也不懂，通篇三十几行，没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但下场后班长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因为他根本没文化，到部队后才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班里大部分是四川兵和江苏兵，有文化的很少。记得刚到班里时，一个战友结结巴巴地念《毛选》，竟把调查报告念成了周查报告，当时我给他纠正过来，他还和我直抬杠，我差点给他“上纲上线”，因为那篇文章我背得特熟，上纲上线就是给人家带上政治帽子。

中国人的习俗是相通的，家乡年三十中午是比较丰盛的饭菜，晚上和初一要吃饺子。部队也是同样，从下午四点多开始，每排出三到四人到炊事班去包饺子。我算是手巧的，会赶皮，会包馅，其他战友把饺子包的各式各样都有，大家一阵阵哄堂大笑，十分热闹。饺子是猪肉馅的，十分好吃。连里有几个回民战友，炊事班特意给他们做了些羊肉馅的，大家都说太膻了，吃到嘴里又都说香。

第二个春节：重浴故乡亲情

1974年的春节前，我做好了在部队过年的打算，先给家里和亲朋发了几封平安信，又和战友们一起到团内小卖部买了些生活用品，如牙膏、洗衣粉、肥皂等，还和战友们商量搞点什么乐趣，战友提出能不能去海边玩一玩。其实海离我们部队很近，不过十几里路，但商量来商量去，因为交通不便还是放弃了。所谓部队放假，几乎和不放假差不多，只是比平常少了训练，可以晚一点起床。但也不能太晚，因为太晚就没饭可吃了。部队的年是比较枯燥的，顶多放一两场电影，片子就那么几部。文革以前的电影不让放，只有几部认为色彩比较纯正的电影，如戏剧片《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沙家浜》《红灯记》《海港》《龙江颂》等、故事片《奇袭白虎团》《平原游击队》《侦察兵》等，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朝鲜的《看不见的战线》等。重复放映时我很少去看，就在宿舍看家。自排自演的节目也勾不起大家的兴趣，除了站岗值勤外，我就是打牌睡大觉。副排长蒋泽民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会讲许多故事。他父亲是老革命，在北京当国家高干，春节前，连里照顾让他回家去过年。

腊月二十八那天，连长把我叫去，对我说：“给你放五天假，回家过年吧。”当时我真是喜出望外，心跳都加速了，忙向连长行了个礼，飞快地跑回了营房。

那时公共汽车只通到唐山古冶，离家还有五六里路需要步行。下车后思忖给家买点什么，到小卖部看了看，什么都要票证，便给父母买了二斤点心，给弟弟买了两挂鞭炮。当我走进家门，全家既错愕又高兴，本来准备年三十吃的东西，母亲都提前开禁了。

那时父亲还在部队工作，他是六十年代末支援部队开发煤矿的地方干部，因为不是军人，所以提前放假回了家。父亲是个不爱讲话的人，和我只是聊了数语。母亲最关注的还是我在部队生活，是否吃得饱，训练累不累等等，叮嘱这叮嘱那，恐怕我在外边受苦。姐姐思想很进步的，希望我在部队能入党。姐姐接受的全是红色教育，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她名字叫俊荣，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表示对毛主席、共产党的忠诚，改名为立红，后来又改了回来。姐姐为人善良，特别体贴人，她把班中能买到的细粮全部拿回家，让弟妹们吃。她说，他们还没长成，要多吃点好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那时还小，我回家后他们新奇一会就跑出去玩了。现在回想起来很内疚，那时候不知道给他们买点什么哄一哄他们。我每月有6-7元的生活费，部队还管吃管穿，在弟妹们看来是“高收入”的人，他们每月能有1-2元的零花钱就是很不错的了。到了晚上是全家最欢快的时刻，先是围坐在一起听半导体收音机，那时不管什么节目都听，七个样板戏整天来回播放，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背唱，新闻联播全是中央的动态以及人民群众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人们思想很单纯，整天听也不厌烦。一般到重要节日，“两报一刊”都要发表社论，主题无外乎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二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三是坚持反帝反修路线，中国人民不仅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世界人民等等。听完广播后，大家东拉西扯一直到后半夜，放完炮才去睡觉。

拜年是过年的重头戏。我穿着军装回家，头带着鲜艳五星，显得挻神气，母亲好面子，重点拜年户当然让我去。拜年中最让我有感触的有三家。一是解大爷家。解大爷是邻居中最爱我的人，在我入伍的那天，老人哭得泪流满面，那时他收入70多元，却给了我20元钱。当老人见到我，高兴得不得了，非要我留下来吃饭，因为时间太紧，谢绝了老人的热情挽留。谢大妈的鼻子小时候受过伤，鼻梁塌陷，说话总是嗡嗡的。她很善良，拉着我的手，让我吃花生，吃糖，我不吃她就往我的口袋里塞，那种亲近的感觉至今回想起来心头还是热乎乎的。老人去世后几天我才得知，到他家在老人遗像前凝视了一会老人遗像，给他儿子一些钱，让他代我在老人忌日时买些祭品。二是好友金利家。金利是我从小至今的朋友，如同亲兄弟一般，我当兵的时期是他和小冬照顾了我的家。本来我们三人应是终身朋友，可小冬做出了骗我母亲钱的事，不得已和他终结了朋友关系。金利的父母可以说世界上最忠厚、最纯朴的人了，他们不善言谈，接触中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善良和友好，老人会用一杯淡淡地白开水招待你，询问你一些最基本的生活话题，他们或许不懂政治，不懂军旅生活，但他们确会隐喻地告诉你怎样去做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负责任的人。第三家是舅爷家。舅爷是父亲在唐山关系比较近的亲人，还有一个关系比较疏远的表兄，都是河南过来的。舅爷退休后天天捡柴，秋收后捡拾些花生、豆子、玉米等，贴补家里十分紧张的粮食，舅爷舅奶老俩口很善良，经常救济一些困难的家庭，每年都给我家十几斤花生或其他粮食，在附近很有人缘。拜年时我带着小妹一同去的，舅奶和解大妈一样，让你吃这吃那，临走时将小妹的口袋塞满。对他家我一直有个困惑，舅爷舅奶与人非常和善，但他们的大儿子非常古怪，谁来了也不理睬。他喜爱古典文学和中医，爱练武术，在当地小有名气。地震那年29岁仍不恋不婚，认为接触女性会丧失武功。

假期很快地过去,临走妈妈给我带了些花生、糖果，还有妈妈做的油炸麻花。姐姐在食堂工作，春节不放假，为了送我请了假。金利、小冬、宝顺都来送行，弟弟也要去。最后还是姐姐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给我打了车票。又千叮咛万嘱咐，到部队后要立刻给家回信。她怕部队买邮票不方便，买些邮票给我。

回到熟悉的营房很久还沉浸在家庭时的感觉，我给战友拿出带来的食品大家品尝，那天正赶上皮副团长到我们班去玩。他是个矮胖子，安徽人，广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的侄子。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皮带上有几个洞，打仗时被子弹打穿的，每当见到新兵时总要解下来让大家看一看。那天他吃着花生，大说大笑，解下皮带让我看了一次，又让我看了身上的伤痕。

第三个春节：兴奋与沮丧

部队对城市兵与农村兵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城市兵聪明，但比较娇气。农村兵吃苦耐劳，但普遍文化偏低。我有时耍些小聪明，在那个文化水平偏低的年代认为是有文化的。那年，我被调营部当通讯员，兼营长和教导员的勤务员。照说是个美差，偏偏我有个弱点，不善于侍候人，比较爱睡懒觉，有时首长起床了，我还在大睡。结果干了不到半年便让我去管水塔了，此后的一段时间过得比较惬意。因为没人管我了，没事我就跟着其他连队去打靶。在部队营地的西边不远有一群挖河的民工，他们为了通信方便，将联系地址定在我们营部。挖河指挥部的通信员叫刘和平，天天去营部取信件时顺便在我那里去呆一会。他是从唐山杂剧团下放到农村的，会车技。在我的要求下教我练车技，练杂耍，每天特开心。他们一直干到阴历小年才收工回家。

临过年还有七八天的一天，我和机枪连去打靶，还没等上射击位，班长气喘吁吁地骑车赶来。见到我二话没说就踹了我一脚，还要打我，被其他人拉开。对我怒气冲冲地说：“你赶紧回去，看看你干的好事”。当我回到水塔那一看就傻了眼，只见水塔顶部哗哗地往下流水，准备接水的人躲在远处看着。我不顾水淋，紧忙打开水塔门进去，拉开电闸。过了十几分钟水塔的溢水才停下来。班长过来对我说：“你就等着处分吧。”当时我心里很害怕，倒不是怕处分，而是担心水塔被冻裂。因为水塔上部的蓄水池是双层的，中间保温层装满了稻壳，如果灌满水，夜间一冻冰，冰体澎涨，水塔就毁了。那一夜我失眠了，早晨不到五点钟起来跑到水塔前，绕过来绕过去仔细看水塔是否开裂。可能老天爷助我一把，几天过去了确没开裂，水塔被保住了，心也渐渐踏实下来。可班长抓住了我的把柄，时常用此事敲打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刘和平也回家过年，能说真心话的人也没了，整个春节都很郁闷。

有一句老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我完全是被小聪明所害的。那里各连队都没有自来水，全营只有一座水塔，战士们早早起来到水塔下面接水挑到营房的大缸里。我要六点钟起床，合上电闸给蓄水池供水，早晨挑水的人多，一般情况要盯两三个小时才能断电停泵。我天生爱动脑筋，想出了一个自动断电的办法。我在水塔里放一块大木板，木板中间钉个钉子系上麻绳，麻绳的另一端系上一块铁坨，放在电闸的下面，铁坨和电闸的手把用另一条麻绳相连。当水塔内水位上升时，铁坨开始下降，下降到一定位置时，便拉下电闸，我试了几次都非常灵敏。从那以后，我早晨合上电闸，便找地方玩去。令我万万没想到出事的那天夜间下了大雾，麻绳挂上了雾水，被冻变成了冰线，折弯的地方不能移动，铁坨不能下降拉开电闸，造成了事故。

初五的那天副营长找我了解情况，我如实向他述说。他拍拍我的头说：“小鬼，还挻聪明，你还有别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我兴奋地说：“有哇，有一种限位开关，安到固定位置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副营长说：“好，以后我和维修队的人说说，给你买这种东西，你把它安上。”副营长走后，我连续几天特别兴奋，盼维修队快快买来限位开关，展示一下我的才能。初六的那天班长通知我被调动了。我说：“副营长说给我买限位开关呢，等我安装上再走行不行”。班长说：“那事你就别管了“。

到七连当上了火箭筒手。六九式火箭筒第一次装备部队，是总结了珍宝岛事件后开发的新式武器。我充满了新奇感，淡忘了前段时间的懊恼。班长姓门，是河北平安县人，十分小气，小农意识特浓，我向他述说这些事，他丝毫不感兴趣。正赶上他老婆带着孩子来部队，带来了些大枣，谁去看他老婆和孩子买东西他就给谁枣吃，谁不给买东西就不给谁。我看不惯他的作法，故意不给他买。排里有个战友叫冷峰，也没给门班长买东西，门班长对我俩很不满意。冷峰是高干子女，父亲是军队转业干部，在上海某区当书记。他抽空就用刮脸刀刮鬓角，然后用生姜抹。我问为什么这样做，开始他不告诉我，时间长了才向我透露真情。他十分喜欢外国男人浓密的鬓角和胡须，而我们中国人头发长得比较靠上，鬓角也短，他想通过这种方法延长鬓角和加密胡须。他爱好外国文学、古典文学，有时还看哲学，喜欢谈一些新奇的观点。我和他比较谈得来，经常讨论一些书中事。他有一本苏联出版的《哲学简史》，常给我讲一些哲学理论，然后又跟我探讨。例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否定之否定在现实中有哪些现象，等等。可惜唐山大地震时丰南地区也很惨重，他震亡了，国家损失了一个才子。

第四个春节：在农村过年

腊月十七，部队决定开始野营训练，目的地丰润县杨家营。从安排上看是准备在外过年了，对当兵的人来说在哪儿过年都一样。炊事班新研制了一套边行军边做饭的炊事器具，准备在行军时试一试。连里让我和七班长一行四人当先头部队打前站，为后续部队联系住处，提前一天出发，还有一辆自行车可以轮换着骑。第一站是丰润县城北面的村庄，村干部非常热情，在村里找最好的人家安排我们住宿。

七班长非常精干，不仅身体好，军事技术也是连里的尖子，他和我们班长是老乡，但性格完全不同。走了多半天他毫无疲倦，不知什么时候他带了些泡好的豆子，联系好住处后他就开始做豆腐，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做豆腐。他将豆子加水用石磨磨出浆来，烧开一锅水，用一个吊起来的布袋往下漏浆。他让我烧火，热气熏得他大汗直冒，他依然不停地摇动。豆浆煮好后我们每人先喝了一碗，真香！他又拿一瓶卤水点豆腐，过了一会将成脑的豆腐舀进木箱里，用边缘布盖好又压上木板，木板上又压了石头。过了一会，他叫我尝豆腐，豆腐还有温度，吃起来即香又甜。第二天，他给了房东5角钱，带着一个战士走了，留下我和另一个战友等待大部队。

第三天下午四点左右，部队开进了杨家营。进入村口时，除了村干部外，还有一群衣衫不整的孩子在村头迎接我们。见到这么多人迎接我们，本来累得没精打彩的战士们全部昂首挺胸，听着口令齐步往前走。村里的孩子们对部队十分热情，没人带头竟同声喊着“解放军叔叔好”，我们更加打起了精神，真想迈正步走，可惜领队没喊口令。其实迎接我们的孩子比我小不了几岁，其中有一个穿花衣服的女孩个头很高，比其他孩子高出将近一头，看样子足有十六七岁，但脸上脏兮兮的，举着双手也喊着解放军叔叔好。正喊着，突然脱下裤子就撒尿，当时我们都觉得很不好意思，赶紧走了过去。

我们班被安排在一个老两口的家里住下，他们的孩子都已结婚住在同村。这个小村建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山坳里，一条崎岖不平的山路通往山外，时逢冬季显得比较荒凉。房东是村里最有学问的人，堂屋和住室的门框都贴着对联，屋里的柜子上放着成套的毛泽东选集、马列著作和其他革命书籍。

部队开始训练与在营房时差不多，上午练队列，下午练瞄准，过了几天才开始进行山地训练和夜间训练。山地训练比较简单，如何上山下山做到既快又安全，而夜间训练却很有特点。天黑后，排长让我们班拿着数十枝砍好的木棍，在指定时间里到达白天训练过的一个场地，而且要边走边留下记号，让其他班寻着记号找到我们。山里的小道即不好走，叉道又多，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找到目的地，已是夜间十一点，我们在那里潜伏起来，等待后来的战友。谁知那个班长水平不高，未找到我们留下的记号，一直到天亮也没找到我们。

在等待战友的那半夜，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煎熬”。大家分开潜伏，连个说话的都没有，刚开始时大家还能遵守纪律，时间一长，便悄悄地聚到一起，抽棵烟或说几句话，班长开始还批评大家，慢慢也默认了。我们班九个人中有六、七个人吸烟，到早晨四、五点时他们的烟全都抽光了，那几个“烟鬼”抓耳挠腮，显然是烟瘾未解。一个战友实在无奈，捡了几个烟头将烟丝用纸卷起来，点着火大口大口地抽起来，抽了几口后惊呼：“这烟怎么这么骚呀？”大家一看，原来那烟头被我们尿湿了。大家呵呵大笑一阵。

野营训练说是很苦，其实乐趣无穷。首先训练时间不严格，大家嘻笑玩闹的时间比在营房时多；其次，抽空在山上找些野果，品尝了野味。真是乐不思蜀，大家几乎忘记快要过年了。村里比较穷，差几天过年了还嗅不到年味，村民们全年能吃饱就是不错的。我们把剩菜剩饭给房东让他们喂猪，他们全都晾干，等我们走后他们继续做饭人吃。他们人都吃不饱，哪有粮食喂猪。那个猪圈很特别：厕所的茅坑是个很窄的长条，和猪圈相通，人的粪便落下去后猪伸嘴就能吃到。进村后第一次大便，刚刚蹲下，便听到猪的吭吭声。低头一看，猪嘴从便坑里露了出来，给我吓得猛地嘣了起来，提着裤子跑到院里。

我们班长很神通，发现房东有老书，不知用什么办法弄来了一本《小八义》和《水浒传》，班长和我们几个战士争着看。我进入少年后正逢文化大革命，除了《毛选》及革命书籍外，其他课外书都没见过，古典小说只是听老人们讲过一些，象《小八义》这类书完全是禁书。我们真是“如饥似渴”，为了看书，将平时积攒下来的钱买了手电筒和电池，晚上不睡觉蒙在被里看，看到兴起时，真想到院里练上一遭。那段时间我看了《小八义》《水浒传》《封神演义》《清宫秘史》等。在我复员上班后向工友们玄耀这些时，还真引起了年轻工友们的羡慕，因为那时文化还没解禁，在城里非常难见这些书。

春节到了，连里连续几天改善生活，三十的晚上依然包饺子，各班将馅和面领回去自己包。农村的春节氛围和城里比差了许多，偶尔听到零星的鞭炮声，最有年味的是孩子们打着灯笼出出进进，衣服也比平常干净了一些。初一的早晨，另外一个班的战士向我们讲了一个笑话，他向房东大姐借擀面棍，不知道人家还没结婚，竞跟人家叫了声大嫂，弄得人家很不高兴。说来这家也很怪，一个孤寡老太太，丈夫早逝，三个姑娘和一个儿子全不结婚，大姑娘已有三十多岁，儿子二十四、五岁，最小的女儿也有二十岁。小女儿在村里当教师，比较开明，但只要一谈对象，其他两个姐姐就从中作梗。这个小村还有一个特点，残疾人比较多，弱智、聋哑人有十几个，在小小的村庄比例是较高的。据村干部讲，这种现象与本村的贫穷和交通闭塞有关，近亲结婚、换婚的很多。

在我们训练结束返回部队营地时，村民们和我们依依不舍，大部分村民和战士都流下了热泪，村民们太善良了，他们对我们如同子女般地爱护。部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整天唱在口里，也认真地执行在行动中，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只有帮助，没有打扰。临行前把房费、柴费、电费都一一结清。集合前，全班战士整齐地站好为房东行礼，那情景感人至深。

部队是下午出发的，天黑前部队安排露地宿营。战士每人都有一个长方型的雨衣，宽一米二，长两米四，中间有一个洞，上面有防雨帽。人穿它时头钻进防雨帽，两面往下垂就是一个雨衣。它的四边有几个孔，将四个雨衣连接在一起，中间用一枝木棍顶起来，四个角固定在地上就成了帐蓬。我们用柴草垫在地上，放平被褥，搭好帐蓬就钻了进去。年轻火力旺盛，躺下就睡着了。当听到起床号钻出帐蓬时才发现，夜间下了一场小雪，遍地白茫茫的。

吃完早饭部队集合，连长命令：“今天急行军，下午五点前一律到达营地，现在每个人到炊事班领一份干粮，马上出发。”一听到这里心里十分紧张，本来是一天半的行程，确要在一天的时间走完，我背的是六九式火箭筒，份量比步枪重，心里暗自叫苦不迭。班长说：“上午咱们多走点，下午可以轻松些。”我们订好了目的地，然后开始跑步行军，十二点前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坐在地上背靠背包，大口地喘着气，连饭都不想吃就想睡觉。勉强吃完饭，脱下鞋一看脚全是大泡，用手一碰痛得钻心。班长哄我们赶紧行动，大家眦牙咧嘴，一拐一拐地走了起来。看来班长还是有点先见之明，五点前我们到达了营地。

那段历史虽然短暂，但是永生难忘的、是刻骨铭心的。那段历程我学会了生存、学会了生活、学会了面对困苦、学会了发现光明。为我在企业勤奋地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我至今不断学习的动力源泉。有时看着那些与我同甘共苦的领导和战友老照片，绝大部分却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

2004年，我担任了一段时间单位武装联络员，参加武装系统会议时穿上军装，但不是真正的军人，只能找一找军人的感觉。至今，那套军服我仍精心地保留着。2007年，我代表单位慰问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退役军人，他可能有点老糊涂了，抓着我的手紧紧不放，把我当成了他的战友了。我想，我若干年后会不会也是这样。2016年到苏州吴江居住，每次到芦荡湖公园的拥军长廊看到军人的雕塑，就会站到那里驻足凝视一会。2022年，认识了一位老家是江苏泰兴的太极拳友，我向她打听杨根思烈士侄子杨留四的消息，我俩曾是一个班的战友。她说，她们附近的一个镇，为了纪念杨根思，将镇名改为根思镇，而且建了根思纪念馆，他侄子可以帮我找一找。今年春节时，我带小外孙去芦荡湖公园玩，他站到一幅有军徽的牌子下让给他照像。我问他为什么要在这里照像，他说：“老师跟我们讲，是解放军，保护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我听后万分感慨。

五十年了，军装早已脱去，在我心中却有永远不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