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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生涯中的四个春节

发表日期:2023年2月9日   作者:刘立江

可能是年龄越来越大的缘故,回味的东西越来越多,一些久远的事情常常梦幻地浮现在脑海,不管是喜悦的,还是伤感的;不管是压抑的,还是亢奋的,久久缠绵,挥之不去,越想越长远,越想越清晰。

偶尔看到一篇关于部队过年的报导,那些似曾相识的故事,勾起我尘封多年的一些回忆。今年是我当兵入伍的五十周年,又刚刚过了一个疫情解封后五味杂陈的春节,所以,用部队过的四个春节情节当引子,回忆那段逝去的岁月。

 

第一个春节充满了新奇感

我是一九七二年入伍的,进入兵营时是阳历十二月五日,再过一个多月就是农历新年了。那时我只有十七岁,长到这么大,第一次在离开亲人的情况下过年。由于对军旅中过年充满了新奇感,想家、回家过年的想法倒是有,但也深知那是不可能的,军队就是军队,可不是散兵游勇。

那时家里并不富裕,因为整个国家都贫穷。我家在附近还算是一个条件不错的家庭,父亲是干部,月收入114元,由于家庭7口人,经济状况属于中等收入家庭,周边困难家庭太多了。母亲心灵手巧,既能做些缝纫活,还善长做饭菜,加上那时口胃特好,感觉母亲做的饭菜是世界上最香的,过年能吃上肉和米饭,就像是过上了皇宫里的日子了。

部队的生活当时也并不是太好,每人每天的生活费是0.49元,1974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军委工作后,为了提高了部队生活水平,将生活费提到了每天0.52元。好在我们部队是军队农场,自己种粮和菜,还养些猪、鸡,据说比别的部队强多了。当时每天两顿粗粮,一顿细粮,每周能吃到一至二两肉。春节快到了,班里的老兵们天天到炊事班打听什么时候杀猪。当听到肥猪被捆起来即将没命时的嚎叫声,老兵们欣喜若狂,个个喜笑颜开,仿佛听到的是悦耳的音乐。离过年还差四、五天的时候,部队组织了一次忆苦思甜大会,请来丰南县的一个贫雇农给战士们讲述他在解放前受到过的苦难。老人当时五十多岁,饱经沧桑的脸上堆满了褶皱,看面相有六七十岁,他一直未婚,在村里担任治保委员,长期住在村委会,连工作带打更。那时候从地方到军队很流行“忆苦思甜”活动,常常请一些“苦大仇深”的老工人或老农民讲述旧社会的苦难,再吃一些用粮糠和野菜做的“忆苦”饭,目的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万恶的旧社会,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那老农民没文化,还没讲话先大哭了一阵,确实引起了大家的辛酸。但他讲了没几句话,大家确暗自笑了起来。他说:“在万恶的旧社会,我家太穷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祖祖辈辈给地主扛活(现在叫打工),我们家从我爷爷那辈起就打光棍,我爸爸也打光棍,到我这辈子还是光棍,家里没钱娶不起媳妇呀。”大家捂着嘴偷着笑,他十分生气。过了一会,他又讲起六零年挨饿的事,说得比解放前还要惨,副教导员赶忙上去给他倒水,提醒他还是讲解放前的事,没等他讲完,就被副教导员给劝了下去。

家里的春节和部队截然不同。父亲有个习惯,再没钱也要买两挂鞭炮在年三十中午放一通,说法是“崩一崩穷气”,年复一年这个习俗一直没改变,一直到他去世。尤其在他的晚年,买鞭炮、放鞭炮,开心地嘿嘿笑着,仿佛是个孩童。母亲做好了饭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大吃大喝十分热闹。父亲喜欢喝酒,家里也没人陪他,自斟自饮倒也开心。晚上没什么开心的节目,往往邀些朋友在一起拉些家常,扯些逗笑的事。最让我们开心的是穿上新衣服,母亲手巧,衣服早就做好,但一直到年三十才让穿,穿好后让我们走出去。

部队过年最明显的就是从腊月二十八到初五饭菜比平常丰富了许多,其他基本不变,外松内紧,站岗值班非常严格,战备观念很强,腊月二十九还搞了一次紧急集合演练。当时我们不知道是演练,还以为是真的打仗了呢,心里直琢磨:也够倒霉的,刚当兵几天就赶上打仗了!这要是死了,家里可怎么办?我们班有个新兵,紧急集合训练回来发现他的裤都被冻硬了,肯定是紧急集合吓得尿湿了裤。其实我也尿了裤,只是装成没事人似的。部队没有鞭炮,也没有灯笼,连里在三十晚上组织了联欢会,要求各班至少出一个节目。班长对我说,你有文化,你就出个节目吧。那时不知道脸皮怎么那么厚,竟自己做了首诗,在联欢会上故作多情朗诵了起来。那词全都虚得不得了,因为刚刚走出校门,什么也不懂,通篇三十几行,没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但下场后班长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因为他根本没文化,到部队后才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班里大部分是四川兵和江苏兵,有文化的很少。记得刚到班里时,一个战友结结巴巴地念《毛选》,竟把调查报告念成了周查报告,当时我给他纠正过来,他还和我直抬杠,我差点给他“上纲上线”,因为那篇文章我背得特熟,上纲上线就是给人家带上政治帽子。

中国人的习俗是相通的,家乡年三十中午是比较丰盛的饭菜,晚上和初一要吃饺子。部队也是同样,从下午四点多开始,每排出三到四人到炊事班去包饺子。我算是手巧的,会赶皮,会包馅,其他战友把饺子包的各式各样都有,大家一阵阵哄堂大笑,十分热闹。饺子是猪肉馅的,十分好吃。连里有几个回民战友,炊事班特意给他们做了些羊肉馅的,大家都说太膻了,吃到嘴里又都说香。

 

第二个春节重浴故乡亲情

1974年的春节前,我做好了在部队过年的打算,先给家里和亲朋发了几封平安信,又和战友们一起到团内小卖部买了些生活用品,如牙膏、洗衣粉、肥皂等,还和战友们商量搞点什么乐趣,战友提出能不能去海边玩一玩。其实海离我们部队很近,不过十几里路,但商量来商量去,因为交通不便还是放弃了。所谓部队放假,几乎和不放假差不多,只是比平常少了训练,可以晚一点起床。但也不能太晚,因为太晚就没饭可吃了。部队的年是比较枯燥的,顶多放一两场电影,片子就那么几部。文革以前的电影不让放,只有几部认为色彩比较纯正的电影,如戏剧片《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沙家浜》《红灯记》《海港》龙江颂》等故事片《奇袭白虎团》《平原游击队》《侦察兵》等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朝鲜的《看不见的战线》等重复放映时我很少去看,就在宿舍看家。自排自演的节目也勾不起大家的兴趣,除了站岗值勤外,就是打牌睡大觉。副排长蒋泽民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会讲许多故事。他父亲是老革命,在北京当国家高干,春节前,连里照顾让他回家去过年。

腊月二十八那天,连长把我叫去,对我说:“给你放五天假,回家过年吧”当时我真是喜出望外,心跳都加速了,忙向连长行了个礼,飞快地跑回了营房。

那时公共汽车只通到唐山古冶,离家还有五六里路需要步行。下车后思忖给家买点什么,到小卖部看了看,什么都要票证,便给父母买了二斤点心,给弟弟买了两挂鞭炮。当我走进家门,全家错愕又高兴,本来准备年三十吃的东西,母亲都提前开禁了。

那时父亲还在部队工作,他是六十年代末支援部队开发煤矿的地方干部,因为不是军人,所以提前放假回了家。父亲是个不爱讲话的人,和我只是聊了数语。母亲最关注的还是我在部队生活,是否吃得饱,训练累不累等等,叮嘱这叮嘱那,恐怕我在外边受苦。姐姐思想很进步的,希望我在部队能入党。姐姐接受的全是红色教育,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她名字叫俊荣,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表示对毛主席、共产党的忠诚,改名为立红,后来又改了回来。姐姐为人善良,特别体贴人,她把班中能买到的细粮全部拿回家,让弟妹们吃。她说,他们还没长成,要多吃点好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那时还小,我回家后他们新奇一会就跑出去玩了。现在回想起来很内疚,那时候不知道给他们买点什么哄一哄他们。我每月有6-7元的生活费,部队还管吃管穿,在弟妹们看来是“高收入”的人,他们每月能有1-2元的零花钱就是很不错的了。到了晚上是全家最欢快的时刻,先是围坐在一起听半导体收音机,那时不管什么节目都听,七个样板戏整天来回播放,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背唱,新闻联播全是中央的动态以及人民群众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人们思想很单纯,整天听也不厌烦。一般到重要节日,“两报一刊”都要发表社论,主题无外乎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二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三是坚持反帝反修路线,中国人民不仅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世界人民等等。听完广播后,大家东拉西扯一直到后半夜,放完炮才去睡觉。

拜年是过年的重头戏。我穿着军装回家,头带着鲜艳五星,显得挻神气,母亲好面子,重点拜年户当然让我去。拜年中最让我有感触的有三家。一是解大爷家。解大爷是邻居中最爱我的人,在我入伍的那天,老人哭得泪流满面,那时他收入70多元,却给了我20元钱。当老人见到我,高兴不得了,非要我留下来吃饭,因为时间太紧,谢绝了老人的热情挽留。谢大妈的鼻子小时候受过伤,鼻梁塌陷,说话总是嗡嗡的。她很善良,拉着我的手,让我吃花生,吃糖,我不吃她就往我的口袋里塞,那种亲近的感觉至今回想起来心头还是热乎乎的。老人去世后几天我才得知,到他家在老人遗像前凝视了一会老人遗像,给他儿子一些钱,让他代我在老人忌日时买些祭品。二是好友金利家。金利是我从小至今的朋友,如同亲兄弟一般,我当兵的时期是他和小冬照顾了我的家。本来我们三人应是终身朋友,可小冬做出了骗我母亲钱的事,不得已和他终结了朋友关系。金利的父母可以说世界上最忠厚、最纯朴的人了,他们不善言谈,接触中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善良和友好,老人会用一杯淡淡地白开水招待你,询问你一些最基本的生活话题,他们或许不懂政治,不懂军旅生活,但他们确会隐喻地告诉你怎样去做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负责任的人。第三家是舅爷家。舅爷是父亲在唐山关系比较近的亲人,还有一个关系比较疏远的表兄,都是河南过来的。舅爷退休后天天捡柴,秋收后捡拾些花生、豆子、玉米等,贴补家里十分紧张的粮食,舅爷舅奶老俩口很善良,经常救济一些困难的家庭,每年都给我家十几斤花生或其他粮食,在附近很有人缘。拜年时我带着小妹一同去的,舅奶和解大妈一样,让你吃这吃那,临走时将小妹的口袋塞满。对他家我一直有个困惑,舅爷舅奶与人非常和善,但他们的大儿子非常古怪,谁来了也不理睬。他喜爱古典文学和中医,爱练武术,在当地小有名气。地震那年29岁仍不恋不婚,认为接触女性会丧失武功。

假期很快地过去,临走妈妈给我带了些花生、糖果,还有妈妈做的油炸麻花。姐姐在食堂工作,春节不放假,为了送我请了假。金利、小冬、宝顺都来送行,弟弟也要去。最后还是姐姐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给我打了车票。又千叮咛万嘱咐,到部队后要立刻给家回信。她怕部队买邮票不方便,买些邮票给我。

回到熟悉的营房很久还沉浸在家庭时的感觉,我给战友拿出带来的食品大家品尝,那天正赶上皮副团长到我们班去玩。他是个矮胖子,安徽人,广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的侄子。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皮带上有几个洞,打仗时被子弹打穿的,每当见到新兵时总要解下来让大家看一看。那天他吃着花生,大说大笑,解下皮带让我看了一次,又让我看了身上的伤痕。

                         

第三个春节兴奋与沮丧

部队对城市兵与农村兵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城市兵聪明,但比较娇气。农村兵吃苦耐劳,但普遍文化偏低。我有时耍些小聪明,在那个文化水平偏低的年代认为是有文化。那年,我被调营部当通讯员,兼营长和教导员的勤务员。照说是个美差,偏偏我有个弱点,不善于侍候人,比较爱睡懒觉,有时首长起床了,我还在大睡。结果干了不到半年便让我去管水塔了,此后的一段时间过得比较惬意。因为没人管我了,没事我就跟着其他连队去打靶。在部队营地的西边不远有一群挖河的民工,他们为了通信方便,将联系地址定在我们营部。挖河指挥部的通信员叫刘和平,天天去营部取信件时顺便在我那里去呆一会。他是从唐山杂剧团下放到农村的,会车技。在我的要求下教我练车技,练杂耍,每天特开心。他们一直干到阴历小年才收工回家。

临过年还有七八天的一天,我和机枪连去打靶,还没等上射击位,班长气喘吁吁地骑车赶来。见到我二话没说就踹了我一脚,还要打我,被其他人拉开。对我怒气冲冲地说:“你赶紧回去,看看你干的好事”。当我回到水塔那一看就傻了眼,只见水塔顶部哗哗地往下流水,准备接水的人躲在远处看着。我不顾水淋,紧忙打开水塔门进去,拉开电闸。过了十几分钟水塔的溢水才停下来。班长过来对我说:“你就等着处分吧。当时我心里很害怕,倒不是怕处分,而是担心水塔被冻裂。因为水塔上部的蓄水池是双层的,中间保温层装满了稻壳,如果灌满水,夜间一冻冰,冰体澎涨,水塔就毁了。那一夜我失眠了,早晨不到五点钟起来跑到水塔前,绕过来绕过去仔细看水塔是否开裂。可能老天爷助我一把,几天过去了确没开裂,水塔被保住了,心也渐渐踏实下来。可班长抓住了我的把柄,时常用此事敲打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刘和平也回家过年,能说真心话的人也没了,整个春节都很郁闷。

有一句老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我完全是被小聪明所害的。那里各连队都没有自来水,全营有一座水塔,战士们早早起来到水塔下面接水挑到营房的大缸里。我要六点钟起床,合上电闸给蓄水池供水,早晨挑水的人多,一般情况要盯两三个小时才能断电停泵。我天生爱动脑筋,想出了一个自动断电的办法。我在水塔里放一块大木板,木板中间钉个钉子系上麻绳,麻绳的另一端系上一块铁坨,放在电闸的下面,铁坨和电闸的手把用另一条麻绳相连。当水塔内水位上升时,铁坨开始下降,下降到一定位置时,便拉下电闸,我试了几次都非常灵敏。从那以后,我早晨合上电闸,便找地方玩去。令我万万没想到出事的那天夜间下了大雾,麻绳挂上了雾水,被冻变成了冰线,折弯的地方不能移动,铁坨不能下降拉开电闸,造成了事故。

初五的那天副营长找我了解情况,我如实向他述说。他拍拍我的头说:“小鬼,还挻聪明,你还有别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我兴奋地说:“有哇,有一种限位开关,安到固定位置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副营长说:“好,以后我和维修队的人说说,给你买这种东西,你把它安上”副营长走后,我连续几天特别兴奋,盼维修队快快买来限位开关,展示一下我的才能。初六的那天班长通知我被调动了。我说:“副营长说给我买限位开关呢,等我安装上再走行不行。班长说:那事你就别管了“。

到七连当上了火箭筒手六九式火箭筒第一次装备部队,是总结了珍宝岛事件后开发的新式武器。我充满了新奇感,淡忘了前段时间的懊恼。班长姓门,是河北平安县人,十分小气,小农意识特浓,我向他述说这些事,他丝毫不感兴趣。正赶上他老婆带着孩子来部队,带来了些大枣,谁去看他老婆和孩子买东西他就给谁枣吃,谁不给买东西就不给谁。我看不惯他的作法,故意不给他买。排里有个战友叫冷峰,也没给门班长买东西,门班长对我俩很不满意。冷峰是高干子女,父亲是军队转业干部,在上海某区当书记。他抽空就用刮脸刀刮鬓角,然后用生姜抹。我问为什么这样做,开始他不告诉我,时间长了才向我透露真情。他十分喜欢外国男人浓密的鬓角和胡须,而我们中国人头发长得比较靠上,鬓角也短,他想通过这种方法延长鬓角和加密胡须。他爱好外国文学、古典文学,有时还看哲学,喜欢谈一些新奇的观点。我和他比较谈来,经常讨论一些书中事。他有一本苏联出版的《哲学简史》,常给我讲一些哲学理论,然后又跟我探讨。例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否定之否定在现实中有哪些现象,等等。可惜唐山大地震时丰南地区也很惨重,他震亡了,国家损失了一个才子。

 

第四个春节:在农村过年

腊月十七部队决定开始野营训练,目的地丰润县杨家营。从安排上看是准备在外过年了,对当兵的人来说在哪儿过年都一样。炊事班新研制了一套边行军边做饭的炊事器具,准备在行军时试一试。连里让我和七班长一行四人当先头部队打前站,为后续部队联系住处,提前一天出发,还有一辆自行车可以轮换着骑。第一站是丰润县城北面的村庄,村干部非常热情,在村里找最好的人家安排我们住宿。

七班长非常精干,不仅身体好,军事技术也是连里的尖子,他和我们班长是老乡,但性格完全不同。走了多半天他毫无疲倦,不知什么时候他带了些泡好的豆子,联系好住处后他就开始做豆腐,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做豆腐。他将豆子加水用石磨磨出浆来,烧开一锅水,用一个吊起来的布袋往下漏浆。他让我烧火,热气熏得他大汗直冒,他依然不停摇动。豆浆煮好后我们每人先喝了一碗,真香!他又拿一瓶卤水点豆腐,过了一会将成脑的豆腐舀进木箱里,用边缘布盖好又压上木板,木板上又压了石头。过了一会,他叫我豆腐,豆腐还有温度,吃起来即香又甜。第二天,他给了房东5角钱,带着一个战士走了,留下我和另一个战友等待大部队。

第三天下午四点左右,部队开进了杨家营。进入村口时,除了村干部外,还有一群衣衫不整的孩子在村头迎接我们。见到这么多人迎接我们,本来累得没精打彩的战士们全部昂首挺胸,听着口令齐步往前走。村里的孩子们对部队十分热情,没人带头竟同声喊着“解放军叔叔好”,我们更加打起了精神,真想迈正步走,可惜领队没喊口令。其实迎接我们的孩子比我不了几岁,其中有一个穿花衣服的女孩个头很高,比其他孩子高出将近一头,看样子足有十六七岁,但脸上脏兮兮的,举着双手也喊着解放军叔叔好。正喊着,突然脱下裤子就撒尿,当时我们都觉得很不好意思,赶紧走了过去。

我们班被安排在一个老两口的家里住下,他们的孩子都已结婚住在同村。这个小村建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山坳里,一条崎岖不平的山路通往山外,时逢冬季显得比较荒凉。房东是村里最有学问的人,堂屋和住室的门框都贴着对联,屋里的柜子上放着成套的毛泽东选集、马列著作和其他革命书籍。

部队开始训练与在营房时差不多,上练队列,下午练瞄准,过了几天才开始进行山地训练和夜间训练。山地训练比较简单,如何上山下山做到既快又安全,而夜间训练却很有特点。天黑后,排长让我们班拿着数十枝砍好的木棍,在指定时间里到达白天训练过的一个场地,而且要边走边留下记号,让其他班寻着记号找到我们。山里的小道即不好走,叉道又多,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找到目的地已是夜间十一点,我们在那里潜伏起来,等待后来的战友。谁知那个班长水平不高,未找到我们留下的记号,一直到天亮也没找到我们。

在等待战友的那半夜,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煎熬”。大家分开潜伏,连个说话的都没有,刚开始时大家还能遵守纪律,时间一长,便悄悄地聚到一起,抽棵烟或说几句话,班长开始还批评大家,慢慢也默认了。我们班九个人中有六、七个人吸烟,到早晨四、五点时他们的烟全都抽光了,那几个“烟鬼”抓耳挠腮显然是烟瘾未解。一个战友实在无奈,捡了几个烟头将烟丝用纸卷起来,点着火大口大口地抽起来,抽了几口后惊呼“这烟怎么这么骚呀”大家一看,原来那烟头被我们尿湿了大家呵呵大笑一阵。

野营训练说是很苦,其实乐趣无穷。首先训练时间不严格,大家嘻笑玩闹的时间比在营房时多;其次,抽空在山上找些野果,品尝了野味。真是乐不思蜀,大家几乎忘记快要过年了。村里比较穷,差几天过年了还嗅不到年味,村民们全年能吃饱就是不错的。我们把剩菜剩饭给房东让他们喂猪,他们全都晾干,等我们走后他们继续做饭人吃。他们人都吃不饱,哪有粮食喂猪。那猪圈很特别厕所的茅坑是个很窄的长条,和猪圈相通,人的粪便落下去后猪伸嘴就能吃到。进村后第一次大便,刚刚蹲下,便听到猪的吭吭声低头一看,猪嘴从便坑里露了出来,给我吓得猛地嘣了起来,提着裤子跑到院里。

我们班长很神通,发现房东有老书,不知用什么办法弄来了一本《小八义》和《水浒传》,班长和我们几个战士争着看。我进入少年后正逢文化大革命,除了《毛选》及革命书籍外,其他课外书都没见过,古典小说只是听老人们讲过一些,象《小八义》这类书完全是禁书。我们真是“如饥似渴”,为了看书,将平时积攒下来的钱买了手电筒和电池,晚上不睡觉蒙在被里看,看到兴起时,真想到院里练上一遭。那段时间我看了《小八义》《水浒传》《封神演义》《清宫秘史》等。在我复员上班后向工友们玄耀这些时,还真引起了年轻工友们的羡慕,因为那时文化还没解禁,在城里非常难见这些书。

春节到了,连里连续几天改善生活,三十的晚上依然包饺子,各班将馅和面领回去自己包。农村的春节氛围和城里比差了许多,偶尔听到零星的鞭炮声,最有年味的是孩子们打着灯笼出出进进,衣服也比平常干净了一些。初一的早晨,另外一个班的战士向我们讲了一个笑话,他向房东大姐借擀面棍,不知道人家还没结婚,竞跟人家叫了声大嫂,弄得人家很不高兴。说来这家也很怪,一个孤寡老太太,丈夫早逝,三个姑娘和一个儿子全不结婚,大姑娘已有三十多岁,儿子二十四、五岁,最小的女儿也有二十岁。小女儿在村里当教师,比较开明,但只要一谈对象,其他两个姐姐就从中作梗。这个小村还有一个特点,残疾人比较多,弱智、聋哑人有十几个,在小小的村庄比例是较高的。据村干部讲,这种现象与本村的贫穷和交通闭塞有关,近亲结婚、换婚的很多。

在我们训练结束返回部队营地时,村民们和我们依依不舍,大部分村民和战士都流下了热泪,村民们太善良了,他们对我们如同子女般地爱护。部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整天唱在口里,也认真地执行在行动中,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只有帮助,没有打扰。临行前把房费、柴费、电费都一一结清。集合前,全班战士整齐地站好为房东行礼,那情景感人至深。

部队是下午出发的,天黑前部队安排露地宿营。战士每人都有一个长方型的雨衣,宽一米二,长两米四,中间有一个洞,上面有防雨帽。人穿它时头钻进防雨帽,两面往下垂就是一个雨衣。它的四边有几个孔,将四个雨衣连接在一起,中间用一枝木棍顶起来,四个角固定在地上就成了帐蓬。我们用柴草垫在地上,放平被褥,搭好帐蓬就钻了进去。年轻火力旺盛,躺下就睡着了。当听到起床号钻出帐蓬时才发现,夜间下了一场小雪,遍地白茫茫的。

吃完早饭部队集合,连长命令:“今天急行军,下午五点前一律到达营地,现在每个人到炊事班领一份干粮,马上出发。一听到这里心里十分紧张,本来是一天半的行程,确要在一天的时间走完,我背的是六九式火箭筒,份量比步枪重,心里暗自叫苦不迭。班长说:“上午咱们多走点,下午可以轻松些”我们订好了目的地,然后开始跑步行军,十二点前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坐在地上背靠背包,大口地喘着气,连饭都不想吃就想睡觉。勉强吃完饭,脱下鞋一看脚全是大泡,用手一碰痛钻心。班长哄我们赶紧行动,大家眦牙咧嘴,一拐一拐地走了起来。看来班长还是有点先见之明,五点前我们到达了营地。

 

那段历史虽然短暂,但是永生难忘的、是刻骨铭心的。那段历程我学会了生存、学会了生活、学会了面对困苦、学会了发现光明。为我在企业勤奋地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我至今不断学习的动力源泉。有时看着那些与我同甘共苦的领导和战友老照片,绝大部分却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

2004年,我担任了一段时间单位武装联络员,参加武装系统会议时穿上军装,但不是真正的军人,只能找一找军人的感觉。至今,那套军服我仍精心地保留着。2007年,我代表单位慰问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退役军人,他可能有点老糊涂了,抓着我的手紧紧不放,把我当成了他的战友了我想,我若干年后会不会也是这样。2016年到苏州吴江居住,每次到芦荡湖公园的拥军长廊看到军人的雕塑,就会站到那里驻足凝视一会。2022年,认识了一位老家是江苏泰兴的太极拳友,我向她打听杨根思烈士侄子杨留四的消息,我俩曾是一个班的战友。她说,她们附近的一个镇,为了纪念杨根思,将镇名改为根思镇,而且建了根思纪念馆,他侄子可以帮我找一找。今年春节时,我带小外孙去芦荡湖公园玩,他站到一幅有军徽的牌子下让给他照像。我问他为什么要在这里照像,他说:“老师跟我们讲,是解放军,保护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我听后万分感慨。

五十年了,军装早已脱去,在我心中却有永远不灭的记忆。

左边这位神似雷锋的就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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