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我当“土记者”

写通讯报道除了要求真实、准确外，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时间上要快。我在1976年至1978年担任八坼公社广播站“土记者”，白天下乡采访，为了赶时间，晚上往往要写到深夜。当时的稿纸是县广播站统一发的方格纸，20行，每行15格，一页300个字(包括每个标点符号各占一格)。草稿在自备的白纸上写好后，就在稿纸下垫一张复写纸，底下再放一张白纸作为留底。有时侯时间实在太紧，我们“土记者”们往往草稿也来不及打，边想边直接写，及时发往县广播站。编辑们收到稿件后都认真修改并润色，也体谅我们。

那么编辑们修改时是怎样操作的呢？一次我到县广播站，亲见几位编辑在修改稿子。他们也不另用稿纸，而是用一支小毛笔蘸红墨水，将要删去的部分，不论是一、二个字、或一句句子，或一小段文字甚或一大段文字，全部画成方框涂满，再将要加上去的文字写上，因行与行之间及稿纸两边都很宽畅，补写上文字足足有余。定稿后就直接转给播音员。因这种修改操作方法稿纸仍显整洁，播音员拿着稿纸就能直接播读而不会看不清楚。我随手拿起一篇已修改好的稿件读一下，确实能一读到底，不打疙瘩。县广播站一般每月要组织“土记者”开一次会，我们为因赶时间有些原稿文句表达不周而向编辑表示欠意，但编辑们都平易近人，总是说：“你们在基层，写稿总比编稿辛苦。”

那时稿子写好装入信封后，不需贴邮票，只要在信封右上角注明“稿件”两字即可。一般投在当地邮局的信箱中，第二天下午县广播站收到。对一些时效性强的稿子，我有时就赶到汽车站找熟悉的人，有一般群众，也有县里、公社里的干部，请他们将稿子带到吴江投入信箱。只要在中午开箱前投入，稿子下午就会送达。

有一次，写稿、送稿、改稿的过程印象特别深。就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公社党委在当时的样板大队农创大队召开声讨“四人帮”大会，县里领导也来人。这可是当时热点中的热点啊。我不敢有半点懈怠，一早就赶到农创大队，全程参与了大会。回来后晚上加第二天上午写好报道，吃过中饭直接乘车送到县广播站，面交总编金志义。金总编看后说，文章内容是写得到位的，但缺少现场感。你要以一名会议参与者的身份来改写，并交待了几点具体注意事项。我一听急了，县里、公社里、大队里都在等着听这篇广播稿啊，就说:“如果我现在回八坼，重写后最快也要明天下午再送过来。要不您给我开一张证明，我在吴江住下来，马上连夜改写，明天早上就送来。“金总编说好，就给我出具了证明。于是我就在县委第一招待所住下来。房间是三人间，已有二人入住，但当时不在场。房间里没有凳子，只有一张小桌子，桌上已有先入住者的一些物品，桌子也不在我的床铺边上。那我在哪里写呢？如果坐在别人的床铺上写，人家回来要休息怎么办。当时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将桌子搬到我的床铺前，坐在床铺上就着桌子写稿。傍晚时分，同室两位干部模样的长者回来了，我忙向他们说明情况。他们客气地说没关系，我们晚上还有会议，并问了几句“你在哪个单位工作”之类的话，待了一会就出去了。十点半过后他们回来时，我也基本上写好了，就一起将桌子搬回原处。他们说我年纪还轻，鼓励我只要不断努力，写作水平肯定会不断提高。这样聊了一会就熄灯休息。第二天早上，我将重写的稿子再次交到金总编手中，他看后终于满意地通过了。哈，完成任务后的感觉真好！

最后说说当时的稿费。我当“土记者”的第一年(1976年)是没有稿费的。第二年(1977年)起有稿费，分一元、八角、五角三个档次，后来提高至二元、一元五角、一元。不论是在上班时间还是业余时间写，稿费都归写稿人，也算增加了一点收入。当时，公社干部和机关人员下乡，中午如在农村搭伙，都自觉付二角钱，半斤粮票。于是“土记者”开会时，大家都风趣的说：“谢谢领导给我们送下乡补贴了。”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已年过古稀，但年轻时的三年“土记者”生涯一直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每个时代都有可圈可点的清新暖风。譬如当时编辑领导对工作高度负责和对下级的体贴关心，为“土记者”认真修改、润色稿件，甘当幕后英雄。譬如汽车站的旅客都乐意帮我将稿件带到吴江投寄。譬如吴江过夜同室的两位干部对我的勉励。还有当时干部下乡吃饭付钱付粮票的廉洁作用，这一切我都永远不会忘怀。

2023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