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打开芦墟镇志查阅完了有关资料后,便情不自禁地关注起镇志中的“军事卷”来,“当年苏州驻军6308部队五连,在芦墟宣传毛主席一封信”赫然在卷,其中竟然还列有我的姓名。诧异之余,沉思片刻,当年在芦墟宣传毛主席一封信的陈年往事,在脑海里回放了起来。
1967年3月,苏州驻军我所在部队,各连均由团首长分别率领,奉命分赴吴江各地,执行这一光荣的宣传任务。当时任团部参谋的我,则跟随团仲参谋长带领的五连来到了我故乡芦墟,以及莘塔和金家坝。分湖地区的黎里、北厍,则由王副团长带领的四连进驻宣传。
记得当年确定我去芦墟时,我曾持异议:芦墟是我家乡,去了开展工作可能不太方便,要求换个地方。领导却说,熟悉的地方更便于展开工作,再说你是本地人,还可兼当翻译呢(首长是北方人)!没有讨价回价的余地,于是,打起背包随首长与连队一起出发。
1967年年初,“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党中央发出了毛主席写给全国贫下农的一封信。在我记忆中,信的大意是:“农村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解放和相信干部。广大贫下中农、干部群众,一致行动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不误农时,抓好春耕生产。”所以我们宣传的重心就在公社、在生产大队(农村)。
因芦墟当时是镇和公社建制,牵扯范围大,且情况也复杂些,所以五连从兵力部署和领导分工上都把芦墟作为重点,团首长也就自然蹲点芦墟。营副教导员和连指点员各率一个排,分别去了莘塔、金家坝。
那年春上,不论是芦墟公社,还是莘塔、金家坝,都与其他各地一样,绝大多数农村干部遭受冲击、靠边和停职。各级领导几乎处于瘫痪状态,而且所谓的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也未到成立之时。芦墟公社领导勉撑局面的,只是一名副书记和一名武装部长。据此,连队进驻后,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双管齐下。一是派出小分队,深入各生产大队(村)、少数生产队,以会议、座谈等形式广泛宣传毛主席的一封信。二是由带队首长或营连领导分头找公社和镇上的干部们个别谈心,在听取有关情况和意见的同时,启发和鼓励他们顾全大局,经受考验,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按毛主席一封信的要求,端正态度,站出来抓工作。同时,按上级统一部署,几次召开镇、社合一的各级干部、造反派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大会,深入宣传毛主席的一封信,讲清形势,明确任务、发动“抓革命,促生产”,从而不断打开工作局面,掀起春耕生产热潮。
对常驻公社和镇政府的几位造反派代表,也曾多次组织其学习或个别交谈,共同探讨如何准确把握政策,推动“抓革命,促生产”。对于他们组织的学习班、批判会等活动,也都应邀派员出席。如此,一可了解情况,二可择机宣传。但凡参加批判会,当呼喊口号打倒当地某某人时,军人一概不举手,并实言相告,不了解情况,不便表态。
众所周知,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影响”下,苏州的部分造反派夺取了苏州市的党政大权,并于1967年2月建立了“苏州市革命委员会”,简称“苏革会”。但遭到另一部分造反派的反对,于是便形成了磨擦争斗,甚至刀枪相向的“支派”(支持“苏革会”)和“踢派”(踢开“苏革会”)。苏州市两大派的势不两立,直至影响和延伸到了全市所辖各区、县,以及几乎所有工矿、企业、村庄、街道、学校。芦墟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对立,大致与苏州市情况类似。
我在参加宣传毛主席一封信中的主要任务是,协助负责掌握全面情况,同时联络莘塔、金家坝两地。并也多次被派往有关工厂、学校和农村,调查研究,宣传疏导,协调处理相关事宜。一次,我去芦墟一所中学召集两派开会,在大力宣传毛主席一封信的同时,难兔涉及到团结、联合、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等的讲话内容,却遭来持踢派观点造反派的,所谓“中庸之道、和稀泥”等的不满指责和讥讽。解放军有“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纪律规定,我也就听之任之,满不在乎。
在连队撤离前的5月末的一天,我一起参加听取了公社副书记就当前芦墟全公社“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介绍,首长听了比较满意。第二天,我又陪同一起去了附近两个生产大队,见到希望的田野里,油菜、麦子即将成熟,一派丰收景象的喜悦,荡漾在我心头。夏收夏种前的除草、积肥、育秧等农活均在忙碌进行中。
五十七年前在芦墟宣传毛主席的一封信,后来又被混同于“支左”说。其实当时还没有“支左”一词呢!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工作(支左、支农、支工,军宣、军管)是在后来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而提出来的。
2024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