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代人上学那些事

鲁迅先生小时候是在三味书屋的私塾里上学的，教室很小，老师只教几个学生。有一天早上他去给父亲买药迟到了而被老师批评了一顿，由此他在课桌上刻了个“早”字，勉励自己“时时早，事事早”，像梅花一样争做“东风第一枝”。

我的祖父、父亲小时候也就在私塾里上学的。那时处于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没有一个安心读书的地方，私塾也就关门了。他们都辍学务农了。

我是在1962年九岁时上学的。第一天是由爸爸领着去的，以后就与小伙伴一起去上学的。学校设在秋泽村的小庙里，由五个教室、六个年级，共有二百来个学生。这比刘绍棠《老师领进门》中的小学大了约五倍。

那时，生活十分艰苦，还不能“丰衣足食”，春季时我们一边上学，一边在路旁采桑果充饥。初夏“黄梅时节家家雨”，上学时衣服被雨水淋湿了。冬天里冒着寒冷的西北风也得上学，手上、脸上长了冻疮，有的还是烂皮冻疮。真的是“风里来雨里去”，受尽艰苦。

读初中时，我们的教室安排在拆了秋泽寺改建的大队部的附房里，教室不到40平方米，初一时有36名学生，毕业时只有20名男生，其他的都辍学了。记得1969年的冬天，下了一场大雪，路边的沟渠也被大雪淹没，我上学时一不小心踩到了沟里，雨靴里灌满了雪，袜子湿透了。上课时我脱下湿袜，把手套套在了脚上，这样才熬过了寒冷的一天。

1970年9月15日是我上高中的第一天，是有父亲摇着船载着门板、条凳等上学住宿用品送我到梅堰工农学校高中部的。这与画家吴冠中写的《父爱之舟》中去无锡读师范的情景相似。家里需粜米、卖猪凑钱供我上学。为了报答我的“父爱之舟”，我就像鲁迅一样时时早、事事早，不负一寸光阴，争做班级“第一枝”。

1977年冬天，我国恢复了停止十年的高考制度。我通过初试、复试后，被苏州地区师范录取。1978年3月8日，父亲还是像几年前一样，用“父爱之舟”送我到梅堰汽车站，并像朱自清《背影》中的父亲一样，再三嘱咐我“路上要小心，读书要勤奋”。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落下了感激的泪水。当时客车很少，我上车后又到平望、苏州转车，直到下午三点左右，我用类似于武松打虎的哨棒扛着行李气喘吁吁地到苏州地区师范报到，别人还以为我是农民工呢。在这两年的学习中，劳动节、国庆节我都不回家，一是为了专心读书，“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二是为了节省来回的四元路费——相当于母亲八天劳动的工分钱呢。

日月如梭，时光荏苒。几年后，我的两个女儿也纷纷上学了。那时我们村上根据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的要求已经建起了标准的教学楼，教室宽敞明亮，有电灯、电扇，各种设施同步跟上，学校围墙上还写着这样的标语：“最穷不能穷学校，最苦不能苦孩子。”可见各级政府对少年儿童上学这件事是多么重视啊！真的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她们都是在梅堰中学上的初中。梅堰中学是江苏省第一所农村示范初中，达到了现代化教学的水平。那时已经村村通了公路，先筑成沙石路，后改建为水泥路，两边绿树成荫，夏天她们骑自行车上学也不觉得热，雨天也不再像我那时一样溅一身泥水了。初中毕业后她们在吴江上学，那时中巴车特别多，差不多十分钟一班，不再像我上师范时要长时间等车消磨了大好的青春时光。她们在学校孜孜矻矻，“学而不厌”，践行者孔子的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做到实事求是，也践行着陶行知先生的话：“……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而后又上了大学，毕业后都是学有所成，经过十多年的磨砺、奋斗，一个成为吴江城投公司财务总经理、区人大代表、区三八红旗手。一个被评为中学数学高级教师，吴江区数学学科带头人。

啊！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在我的孙辈们上学时，他们的条件更加优越了。爸爸妈妈为他们买了学区房，离学校很近，但还要开着轿车送他们上学。其他的家庭也相似。所以每当上学放学时段，各条道路上川流不息，像北京长安街那样热闹。他们上学不需要头顶着炎炎烈日，也不需要冒着凛凛寒风，更不需要踩着浑浑雨水。有时交通堵塞迟到了，老师也不会像旧社会的私塾先生一样用戒尺来教训学生。他们上大学时带的行李都不需要像我那样肩扛手提，而是像空姐上班一样，拖着拉杆箱一走了之。乘高铁、坐地铁都十分方便，只要网上购票或手机一扫就行了，根本不用带现金排队购票，极大地提高了通行的时效。

现在，年过花甲的我又“上学”了，上的是平望老年大学书法班。乘车是免费的，上学是免费的，学校还送我们教材、宣纸、墨汁，学得好还有奖励。这些都是政府对老年人的关怀，使我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啊！几代人的上学状况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个相同点：经济不断发展，交通、教育也在不断发展。这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服务于经济发展。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从几代人上学那些事中，窥一斑而知全豹，那就是我国在几十年来百废俱兴，各行各业都有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借此机会，我要大声疾呼：感谢祖国！感谢政府！感谢人民！感谢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