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字像把伞

吴江区老年大学81岁的同学张汝鸿写了一篇札记，记录了前不久她不顾年事已高，去千里之外的北京看望91岁的表姐的过程。那浓浓的亲情，暖暖的爱意非常感人。

张汝鸿和她的表姐是十年前回山东单县祭祖时相认的，此后微信传情，绵绵不断。从血缘关系来讲，她与表姐的DNA多说有几成的同源度，然而，即使仅几成同源度，就是一个“祖”字，也能使她们心之相通，念之有物。即使耄耋之年，亦有相思相聚之欲。这也许就是中国人特别讲究的“慎终追远”要义所在吧，这是刻进中国人骨子里的信念和情愫。

在国人眼里，祖先从未走远，不只是泛黄史书里的一个名字，而是当下生活的一部分，是家庭餐桌上一个看不见的席位。“慎终追远”这个词，被无数具体的仪式所支撑。就像一把伞的伞头，伞骨蓬开能够遮住雨雪，庇护伞下人，但它有一头必须永远固定在伞头上。无论伞骨有多少条，无论伞布有多么华丽，没有伞头的聚集和主控，终将是一堆散落的材料。这也是中国社会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它在维护社会稳定和文明延续上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而这种风格，恐怕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学得来。

除夕夜，团圆饭开始前，很多家庭会在院内摆上贡品，点燃三炷香，口中念念有词，向先人汇报一年的得失。清明时节，无论城市化进程如何迅猛，人们依然会不远千里，回到故土为祖坟添上一抔新土。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周期性人口迁徙——春运，便是这种向心力最直观、最震撼的体现。数以亿计的人，不惜忍受拥挤与疲惫，进行一场看似不理性的回归。驱动这一切的，往往只是一个极其单纯的目标：在除夕夜，赶回家吃上一顿年夜饭。这些节日，连同中元节和重阳节，共同构成了中国人与祖先对话的固定频道。

一些地方至今保留着祠堂或宗祠，那是整个家族的精神圣殿。而一本本厚厚的家谱，详细记录着家族的迁徙路线、成员的职业变迁、亲属关系的繁衍，它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家族史诗。对许多人来说，内心深处有一种强大的道德约束和朴素心愿，那就是“不辱祖先”。这种将个人荣辱与家族历史紧密相连的观念，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周的宗法制度。光宗耀祖的愿望，本质上就是向家族历史的交代，而家庭，也因此成为了连接渺小个体与庞大共同体的最基本、最稳固的单元。当一个人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仅关乎自身，更是在为一部延续了千百年的家族历史书写新的篇章时，一种深沉的责任感便油然而生。这种源自家庭的纵向认同，最终汇聚成了更宏大的家国情怀。

一个“祖”字，有其强大的引力场。国人对“根”有着深沉的执念，那么，对祖先的敬畏则黏合了时间，跨越时空。许多人在外打拼一生，到了晚年，最大的心愿却是回到那个养育自己的地方，回到或看一看那个有“祖”味的地方。即便在城市化浪潮席卷的今天，许多人早已在新的城市安家落户，但清明返乡扫墓的习俗依旧顽强地存续着。这说明，故土不是一个地理坐标，“祖”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精神锚点。

这种情感，甚至被提升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有人将其比作“龙的逆鳞”，轻易触碰不得。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强大的引力中心，无数散落在各处的个体才不会变成孤立的原子，而是始终被一张看不见的网连接在一起。

这种强大的文化黏合剂，之所以能历经数千年风雨而不断裂、不失效。

我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祖籍是河南省清丰县，一直到我退休后才第一次回到祖籍。当我看到祠堂里的家谱时，看到祖先牌位上前十二代姓什名谁时，眼睛湿润了，终于找到了我的根。尽管我不知道女儿将来能不能认可我的祖系，但我百年之后能在家族的体系中占有一位，起码证明这个世界我曾来过。在女儿生第二个孩子时，亲家母问我要不要孩子随母姓，我表示没必要，不要让孩子几辈后找不到祖宗，找不到他的根。在老家的那几天，血浓于水的感觉特别明显，心里庆幸，我60多年来，虽然没有做出可圈可点、光宗耀祖的业绩，但一直默默无闻的为国家，为社会，为家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没有辱没祖先。

张汝鸿老师做为女性，在传统观念中对家庭祖系传承占在次要和弱化的位置，但她不忘出身，对“祖”的概念心有所系，注重亲情，弘扬正能量，十分值得敬佩和学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