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呆子自有贵人相助等三篇

 “书呆子”自有贵人相助

我小时候由祖父母带大，受祖父（南社社员）的耳濡目染，从小就是喜欢看书。被同学们戏称为“书呆子”。1966年夏，正当我滿怀信心地准备升初中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校停课闹“革命”，在家待了三年多，于1969年11月5日到本公社（八坼）农场大队（即现在的农创村）插队落户，当时我17虚岁。

农业生产劳动主要是体力活，既脏又累。好在生产队长吴桂生见我年纪小，身子单薄，总是安排我干一些轻活，倒也不觉得太累。农村的生活既是艰苦，又是单调的。当时知青中流传着“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火，自己烧饭吃，还要汰衣裳”的顺口溜。由于我有书为伴，倒也不觉得太累。每天收工后草草吃过晚饭，就在煤油灯下（一年后有了电灯）静静地看书。有时候晚上正看着书，窗外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心里就比较开心。因为下雨天一般是不会出工的，明天早上就可以睡懒觉了。

一年半后，农场大队要成立副业队了，每个生产队抽调几个男女劳力。我所在的第二生产队因为田多劳少，只抽调一人。吴队长对我说:“小翁，我看你还是到副业队去吧，那里的体力劳动要比生产队轻一些。副业队住集体宿舍，吃食堂。你喜欢看书，也好多看一些书。

我想想也是，就答应了。

真要好好谢谢这位吴队长，副业队的体力消耗确实比生产队轻多了。加上副业队长陈桂荣对我也很照顾，让我干一些轻活中的轻活，如放鹅，、放鸡、种蔬菜等。使我有了大量精力看书。在副业队的近5年中，我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等。书看多了，心中就有一股创作欲望。于是就写了一些始终没有投稿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之所以没有投稿，一是因为当时也不知道往哪里投。二是这些文章的内容跟当时的政治气氛不太相符，不想投，写写玩玩而已。

我还看一些古代章回小说，如《西游记》《岳传》《杨家将》等。社员们见我在看“古书”，就缠着要我讲故事。讲就讲呗，晚上我将这些“古书”的內容，加上自己的发挥想象，绘声绘色地讲给社员们听，直把他们个个听得如痴如醉。有时候晚上要开社员会，平日不善言笑的陈队长此时也会幽默一下，对我说:“今天晚上我先讲（指开会），然后你讲（指讲故事）。”

副业队有一块瓜果地，每当瓜果快要成熟的季节，陈队长就安排我到瓜棚去看护瓜果，其实当时农村盗贼倒是不大有的，所谓“看护”，只是防防而已。我只要每天在瓜堋地里转上那么几圈，看看有什么需要护理的，其余时间就大可在瓜棚里看书好了。因为瓜地就在京杭大运河边上，有几次看书看得兴起时，古纤道上走来一两个浑身汗津津的纤夫要买瓜果。我说：“瓜果是要集体采摘的，我无权零卖。要不我去摘个甜瓜给你们解解渴吧。”就到瓜果地里摘个己经成熟的甜瓜送给他们。纤夫们接过甜瓜千恩万谢后继续他们“纤夫的爱”去了。我便也继续看书，这就叫“人也滿心欢喜，我也乐在书中”。

 除了看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我还看马列主义经典。一段时间，副业队通往大队的木桥坏了，陈队长就在河边系一条农船，让我给过往的行人摆渡。一天下午，当时在农场大队蹲点的公社广播站负责人兼报道员袁国良来到渡口，贝我在看书，就问:“小翁，你在看什么书？”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说着把书递给他。

“你还看过哪些马列著作？”袁同志上了船继续问。

我边撑船边答:“《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没有说谎）

几天以后，袁同志来找我，问我能否动动笔写写文章。我说可以写写。他就要我回绕农场大队这几年所发生的变化，写一篇广播稿。我想这个并不难，因为农场大队最近几年干部群众一条心，一股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农业、副业、渔业生产的全面发展，成为县里的一个样板大队。这些生动的事迹我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况且我也是其中小小的一员啊。就答应了。

写文章先要起一个题目啊。我想起了上小学时五年级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沈一鸣曾对我说过：“写文章如能起一个既体现文章中心思想又郎郎上口的好题目，这篇文章也就成功了一半。”那起个什么题目呢？想啊想，有了，就叫《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其实这句话也是现成的，只不过被我巧妙地借用过来了。）于是就白天劳动时打腹稿，晚上坐在小板凳上，床铺当办公桌写文章。几天后，写好了一篇两千字的通讽。因为这是第一次“接受任务”，记得当时草稿写好后，我是用父亲传授的硬笔隶书在方格稿子上逐字逐句认真誊抄清楚的。文章送给袁同志看，他先夸题目起得好，看了正文稍作修改后就向县广播站发稿。播出那天，公社党委在联民大队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人头攒动，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我写的通讯《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公社党委负责人问文章是谁写的，袁同志说这是农场大队插队知识青年翁建中写的。在以后的日子里，袁同志就经常约我写写反映农业方面的文章，并热情对我进行辅导。他还让我参加了几次县里的写作培训和表彰会议。后来，一些大队干部知道我会写写文章，有时候他们要作个大会发言什么的，也都找我执执笔。这样大约过了一年多，袁国良要到县委办公室任秘书了，他向公社党委建议报道员一职由我接任。这样，我就到公社机关上班了。这时是1975年底。

当时因广播站的体制性质未定，户口还在农村，每月28元工资，当月领取6元，其余转队，年终扣除粮草后发还。记得当时报道员一职是很受人羡慕的，被戏称为“见官大一级”，因为在八坼公社范围内，我的釆访对象，不论是哪一级干部和哪一个条线人员，都要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向我“汇报”。同时报道员的工作又是很辛苦的，白天下乡釆访，晚上经常要赶写稿子到深夜。故又有“多吃半夜饭，少吃年夜饭”之说。当时具体领导我的是公社党委委员兼秘书周振荣，他对我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经常为我提供采访线索，对一些重要稿子还亲自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一是有周秘书的传帮带，二是被采访对象的生动事迹所感动，激励我刻苦钻研业务，写好报道。因此在广播站的整整三年，我的写作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平均每年向县广播站发稿七十多篇，录用率都在80%以上，被评为优秀报道员。另外我还参加公社的一些中心工作，如东太湖复堤工程建设，联合大队农田水利建设，新营大队全公社民兵冬训等，当“战地记者”，编印小报。

顺便说一句，在广播站的第二年，同时也收获了爱情。

1979年1月，邓爷爷（当时我周围的“插兄”出于感恩都这样尊敬地称呼邓小平同志）一声令下，插队知青陆续全部返城，结束了那长达十年终身难忘的蹉跎岁月。当时公社党委一是考虑到我在广播站工作三年，走遍了全公社的30个大队，已有一定的农村工作经验，二是也便于今后把我借调到公社去参加一些中心工作，就向县里建议将我分配到农村信用社（即现在的农村商业银行）。后来由于农商行经济效益比较好，所以也就没有下岗，直至光荣退休。

附言：文中提到的吴桂生、陈桂荣（已故）、周振荣（已故）等三位前辈，袁国良、沈一鸣等二位师长都是我生命中遇到的贵人。在此借贵刊一角，谨向他们及家人表示深深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