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甜苦辣忆母亲（刘立江）

（上部）

导言：母亲去世时，我写了一篇悼词，但抄在牌子上放在了胡同口，没找人宣读。因为我觉得致悼词要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更要有真情实感。我觉得周围没有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人能表达出我真实的心境和对母亲的特殊感受。

 

（一）苦难的童年

母亲1932年生于天津市红桥区玉善里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年幼时家境比较殷实。她的爷爷在天津刚开辟商埠就从事工商业活动，开办过卷烟厂，缝纫制衣厂等，成为当时中等层级的资本家。母亲出生后，赶上了很短时间的家庭富裕生活。但随着生活的富裕，她的爷爷染上了吸食大麻的恶习，没隔几年，人去家败，快速衰落。家庭已由中产阶级沦为无产阶级，她的父辈由阔少爷一下子沦为贫民子弟，不得不出去给资本家打工。

我的姥爷排行老二，有哥弟四个、姊妹一个，毕竟有过经济条件优沃的时候，接受了较好的教育。所以，所从事的工作大都属于管理阶层。大姥爷不会任何技术，但脾气暴躁，宁折不弯，喜欢指挥别人，在工人中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影响力。曾领导过纺织工人罢工，在天津工运史上留名；我的姥爷性格比较温和，精通机械修理，身体不好；三姥爷与我的姥爷相似；四姥爷自幼在外读书，毕业后在国民党内任职，一九四八年随国民党到了台湾。姑姥姥嫁给一个姓胡的旧知识分子。母亲九岁时，姥爷突然病逝，全家生活依靠母亲的大伯扶养，家庭陷入困境。姥姥生活被逼无奈，带着二舅和二姨、三姨改嫁到武清县杨村一家姓付的农户。后姥爷人品不错，比较善待母子四人，在那生下了老姨（佬希燕）和老舅（付希华）。跟随姥姥改嫁的那个舅舅是聋哑人，到那不久得病死亡。

大舅（在田氏家族排行老二）和母亲跟她大伯（我称为大姥爷）在天津生活。母亲十一岁开始进工厂做工，先后在卷烟厂、日本军服厂当童工，受尽了苦难。天津的三条石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主要是因为那里的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而出名，母亲在日本军服厂做过工。大姥爷为了偷些布匹下脚料出来，贿赂好把门的老头，让我母亲将布头缠在身上，外穿大衣带回家里，母亲既惊又怕又无奈。日本战败后，母亲又到国内资本家的工厂干活。日本资本家为了笼络中国人的人心，多多少少地考虑些工人待遇，有时还给点小恩小惠。民国时期的国内资本家，选出即损又坏的中国工人管理中国工人，其残酷程度比日本人还要狠得多。当时有句名言：“奴使奴，累死奴”，意思是说中国人奴役中国人更残酷，更无情。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天不亮就上班，天黑才下班，干活跟机器人一样，连方便一下就要一遛小跑，否则就要挨训，累得要命。母亲挣得钱全部交给她大伯，只留极少的零花钱。一直干到十六岁，从天津来到唐山林西，本来想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却从一个火坑跳进另一个火坑。

（二）不幸的初次婚姻

我母亲在她们田氏家族中女性排行第三，晚辈都称三姨或三姑。她大伯家的两个女儿我们称呼为大姨和二姨。大姥爷为了家庭平安，让二姨嫁给了天津的军警特务，结果，没多久让解放军特工给打死了。1947年二姨又嫁给了河南人张华庭，张华庭带着妻子辗转于天津和唐山之间，最后落在了唐山的林西矿。1948年，大姥爷对我母亲说，“你也大了，在唐山煤窑那给你找个人家吧”。二姨给找了一个比我母亲大二十岁的男人，大姥爷收了人家的彩礼，女孩子根本没有自我当家作主的权力，只能顺天由命。那个男人是唐山林西本地人，姓马，身体多病，爱喝酒，喝完酒就耍疯，拿我母亲出气。母亲本来就是刚烈脾气，不堪忍受，经常打的不可开交。在林西的天津同乡很多，称为“天津姐们儿”，母亲就跑到同乡家躲避。唐山解放前几天，实在不堪忍受，坐火车回到天津，不想再回唐山。大姥爷对她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有水，你生是人家的人，死是人家的鬼，家里不能留你”，执意不让这个侄女离婚。柴娘是姥姥在天津时的朋友，姥姥走了以后，给予了我母亲很多关照，母亲有时候就躲在柴娘家，不见她大伯的面。

这个时候，唐山刚解放，平津战役刚开始，天津被层层包围，里不出外不进，居民们吓得藏匿在家里不敢出来，街道和马路上看不到行人，偶尔还听到冷枪声。那天我母亲打酱油回家，一颗子弹从头上飞过，正打在前面的墙上，吓得她心惊胆战。十几天后战事结束，赶紧回到了唐山，藏到了同乡家。母亲本身性情刚烈，宁死不屈，天津姐妹们们给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使她躲过了那个男人寻找和骚扰。同乡的院里有个“缝穷的”，有时把需要缝补和洗涮衣服带回家，我母亲就帮人家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做些零活，维持生存。“缝穷的”就给矿工缝补衣服，挣点小钱的穷人家妇女。许多矿工是单身汉，衣服破了不会缝补，就找这些妇女给缝补一下。修鞋的大部分是男人，南工房张志维大婶、李生大妈解放前干了很长时间这种活，解放后仍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妇女中，很多是心灵手巧之人。在唐山解放前夕，共产党进行了大量宣传工作，其中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就是其中的内容。母亲在同乡的帮助下，接受了许多这方面的知识。她这次从天津回来，就是要和那个男人解除婚约，保障自己的人身权力。经过天津姐们儿的帮助，1950年和那男人达成了解除婚约的协议，过上了自由的生活。1951年母亲和父亲成家，租房住在林西中街。

（三）不富裕但稳定的生活

母亲与父亲结婚，也是在同乡的帮助下才成的。父亲是河南省濮阳地区清丰县人，那时候在唐山的河南人很多，相当一部分在煤矿当矿工，仅林西矿就不下几百人。历史上清丰县曾归大名府管辖，因此，与大名县、南乐县、魏县人关系不错，为了抱团共同抵抗他人的欺压，加入了大名府同乡会，自称大名府人。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许多天津女孩嫁到了唐山，开滦各矿许多矿工妻子都是天津人。在我的印象中，林西南工房、西工房、小山街、保安街、安义山胡同、桥西街、唐家庄、赵各庄、路南区偏坡工房、开平区马家沟等都有母亲的同乡，她们相互往来，遇事相互帮助，回天津时顺便捎些家书或带些东西，有些同乡来往关系保持到她去世。二十八中的姨地震前住在林西小山街，姨的姓名不记得，只知道姨夫叫孔小芳，是个木匠，夫妻俩善良厚道。解放前母亲就与那个姨关系紧密，相互之间给予了很多的帮助。

父亲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兄弟五个，一个姐姐。一家八口生活靠爷爷卖豆腐维持生活，十分困难。1938年他与大伯、三叔及同乡一起逃荒到东北哈尔滨，因为受到日本人的欺辱，参加了东北抗联。刚参加时间不长，在一次与日本兵交火中被打散，因为他们没有武器和军装，逃过了一次劫难。在寻找部队时，被日本人抓了壮丁，去修铁路，后逃离，辗转到了唐山林西。开始住“锅伙”，后来住集体宿舍，饱受国内外资本家的剥削。大伯父也曾在唐山林西矿下煤窑，解放前夕，带着大娘回到河南老家定居。三叔留在了东北哈尔滨，成家立业。父亲颠沛流离十几年，和母亲成家后才过上了平稳的生活。

唐山解放后，煤矿恢复了正常生产，社会安定，工人待遇逐步提高。父亲工作认真勤奋，入了党，当上了生产骨干，生活也平稳下来，母亲也终于结束了经济困苦、精神折磨的生活。在西中街1952年生了第一个女儿，1953年生了第二个女儿，二女儿一周岁多时病亡，后来又生了我和大妹妹，在南工房生了弟弟和小妹。那时家境虽然不是很富裕，但生活安稳，母亲非常满足。十几年的时间，白手起家，逐步人丁兴旺，生活设施逐步完善。

1950年至1960年在西中街租房，1960年至1961年在矿西街租房。1961年矿上分配给一间房，搬到了南工房。1967年与一位姓王的矿工换房，搬到了林西东工房。1976年地震时房屋倒塌，我的姐妹和妹妹遇难。住了4年简易房，1980年搬到了林西西小楼，父母在那里相继去世。

（四）家庭的绝对功臣

母亲自幼历经苦难，从小养成了特立独行、主见偏执的个性，养家护夫的能力特别强，遇事有自己的见解，对内对外能支撑起所有家庭事务。对我父亲以后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使他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工作，成了企业生产骨干，1952年当了大班长，1953年入党。

母亲勤劳，只要有一点力气，也要做力气能及的事。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除了工作之外，家里的事全由母亲一人承担。做饭、洗衣，连许多男人做的活她都全部一手包揽。记得搬到南工房后，炕炉子不好用，母亲拆炕、通烟道、抹炕面，后来砌风灶、刷房等等全是她一人干。晚上还要纳鞋底、打夹纸、缝补衣服等。1969年，父亲抽调到承德市兴隆县鹰手营子矿区，协助二十四军开采矿山。姐姐上山下乡到了农村，家里的事全部由母亲一人承担起来。为了贴补家里，她还到街道开办的缝纫社做临时工，做服装兼当教师。在缝纫社做不完的活有时拿到家里来做，常常熬夜。一直到我们几个都长大成人，父亲退休，她才从繁重的家庭劳作中解脱出来。

母亲没有文化，但记忆力特别好。她生气或闲聊时，经常向我们讲起她的过去，述说中时间、地点、当事人等讲的特别清楚。她十一岁至十六岁在日本及中国资本家的服装厂当过工人，操作机器下料，没学过一点缝纫技术。但她能把衣服的样板描下来，然后根据比例套着做衣服，家里收藏着许多衣服样板。1963年家里买了缝纫机，她又花钱学习缝纫裁剪技术，以后成为附近的制衣高手。1969年至1972年在街道缝社当教员，带出了许多徒弟。

母亲做衣服标准非常高，许多人做的衣服她看不上眼。缝纫时针线距离大小，边距宽窄一点不能马虎，稍差一点，宁可拆开重做，绝不凑合。她做的棉衣，从边到里厚度几乎相差无几，十分匀称。有了孙女和外孙女之后，她从电视或过往的孩子身上观察，只要好的衣服式样，用不了多久就能仿制出来，甚至比买来的衣服还要好许多。国家开放后，街上卖布头的多了起来，她利用布头做出了许多漂亮的服装，这些花样繁多、材质各异的布头，成了她展示才艺的平台。在我女儿四岁那年，她给孙女做了一套白色套裙，走在路上，招来了许多人的观看和喜爱。

她对父亲的支持不仅在生活方面，在政治上她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被暂时停止工作，母亲给了他很多的鼓励。1969年父亲抽调到承德，无疑给家庭带来困难，父亲作为党员干部，只得服从安排。母亲找矿领导，要求给解决一些家庭困难。在母亲据理力争下，矿上给解决了一些急需的问题。例如砌上了院墙、将两个房间中间开了一扇便门、每月给孩子们一些电影票等等。地震以后搬家选择房，全是母亲一人东奔西走，使全家人有了安居之处。

母亲生于天津，深受天津饮食文化影响，做饭很有特色，非常讲究色味香型。在父亲的朋友及邻居中，母亲做饭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那时家里虽不太富裕，但母亲有个习惯，每当时令水产品、蔬菜、水果下来，不管多贵，也要买一些让家人尝一尝。1964年国家经济好转，她发现冷冻猪肉很便宜，就不失时机地买了半扇猪，不仅全家吃个够，还给了邻居一些共享。但母亲做饭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用油太多，吃起来很香，但不太讲究科学营养。

在我们哥仨相继结婚成家之后，母亲主动担负起看护弟弟和妹妹孩子的责任，做饭做衣整日忙。1998年父亲突然去世后，她腰部受伤，骶骨裂纹。按照医生的要求，至少要卧床休息四个月。勤劳一生的她忍受不了卧床煎熬，看不惯别人做事。受伤不久就打电话叫来按摩师帮她缓解疼痛，造成了骨折部分无法正常恢复，骨骼开裂处越来越大，致使她需要忍受剧烈的疼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承受了人们难以承受的病痛，在去世前，因疼痛造成了双腿严重变形，每天靠注射止痛药来维持，最后依赖杜冷丁镇痛。既使这样，在她感觉稍有缓解的时候，仍然下地收拾房间，做饭烧水等，尽量减少弟弟和弟媳家务事。1999年4月脑干出血，不幸身亡。

 

（下部）

导言：小学三年级时，母亲对我说：“你要把我所吃过的苦，受过的罪写下来，出一本书”，可惜，在她去世前未能如愿，现在想写了，但记住的东西只能十中有一了。当时原以为，她的不幸遭遇至此为止了，哪里知道，到了中年和晚年,痛苦依然伴随着她。

 

（一）唐山大地震夺去两个爱女

常言讲，人生有三大不幸。少怕丧母（父），中怕丧妻（夫），老怕丧子，母亲在三大不幸中承受了两大不幸。

少年时，先是丧父，后来被母亲遗弃，在大伯家寄人篱下。

中晚年时，唐山大地震失去了两个爱女。母亲在很长的时间里，想起两个女儿就大哭一场，有时哭得死去活来。过了几年后，母亲仍放不下死去的女儿，当时我们有些不理解，认为地震那么多人遇难，比我们惨得很多，心理应该有所平衡。当我们有了孩子和晚辈之后，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失去子女的切肤之感，更何况母亲那种把感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

姐姐是她的第一个孩子，二十六年的共同生活，给予她了无限的帮助。而且在母亲发脾气的时候，总是拿姐姐先出气。姐姐做事一心为家，无怨无私，这些母亲都心知肚明。小妹身体残疾，作为母亲没有人比她更担心孩子的未来。本来身体残疾就很不幸，又遭遇地震的伤害，母亲想起来总觉得亏欠小女儿。如果算上一岁时夭折的那个女儿，四个女儿只留下了一个。

1978年有一天，她梦到了两个女儿。天一亮，就悄悄地到了白马山墓地，想在女儿坟头大哭一场，倾吐一下满肚的苦水。因为她一直没到过墓地，漫山遍野都坟墓，转了许久没能找到，到家就病倒了。她对女儿的思念，大概过了十年才逐渐的淡化。

人们说，母爱是最伟大的。那种爱是刻骨铭心，“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在我母亲身上可以得到最准确的诠释。

（二）身体透支造成了病痛缠绕

母亲天生急躁脾气，干活说干就干，有时为了办成一件事，宁可不睡觉、不吃饭也要做完，长期的劳累身体透支，就用止痛片和其它药物来顶一下，久而久之，养成了止痛片依赖性，严重伤害了脾胃，破坏了体内维生物质的平衡。亲戚朋友和子女们多次劝说她，依然改变不了她的习惯。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后遗症开始显现，忍受了痛苦的折磨。

八十年代初，母亲得了口腔炎，嘴里溃疡了很大一片，疼得饮食困难，身体消瘦。四处求医，很长时间不得根治。曾花高价让针灸师为她配了药粉，刚开始时效果不错。她天生心地善良，乐善好施，总是用以此心及彼心，多次把药送给其他患此类病的人。她由于用药量过大，一种药用不了多久便失去作用，又开始寻找其他的办法。我们哥仨个曾为她找过驴奶、各种偏方、验方。后来听说21金维他配冬灵草片管用，让朋友从北京和石家庄买来此药，才从根本上治好了她的口腔疾病。

有一年母亲患了胃溃疡，这本来是一种很常见的病，治疗比较简单。但她不去医院治疗，吃止痛药忍着。她不懂药理，拿各种止痛药尝试，病情发展到了几乎不能进食的程度。当时老姨从天津来这里，在老姨的劝说下，我和妹妹带她去林西矿医院做了胃镜检查和病检，结果是大面积溃疡。按照正常人来讲，应该手术治疗，但母亲由于得病时间太长，身体严重虚弱，医生建议先养身体，再考虑手术治疗。母亲知道后，宁可等死，也不同意手术。当时我很发愁，去林西药店朋友咨询有没有治疗胃溃疡的药。天无绝人之路，药店正好有两盒进口的胃仙U。这种药当时我们国家很少进口，正赶上东矿区医药公司进口了一些，剩下两盒放在了药店，我就买了一盒给她送去。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吃下去一片后十几分钟，她的胃就不痛了，出现了几个月来的第一次舒服感，而且想吃饭了。两天后，胃部只有轻微疼痛感，饮食完全恢复正常，她又让我把那一盒买了回来。母亲非要把买药钱全部给我，争执了半天，我怕她生气把钱接了过来。胃仙U药片分两层，第一层为淀粉类药物，进入胃后迅速崩解，对正常组织形成保护膜，将溃疡部位暴露出来。第二层为抗生素及组织再生类药物，药物化开后直接作用于溃疡处，效果非常好。后来母亲去买胃仙U，但药店已无货。

1996年冬天，她因咳嗽导致了气管炎，咳嗽的非常厉害，夜不能寐，服了大量中西药仍不能愈。母亲脾气急躁，得了病总想用最快的速度治好。这种心里状态导致了她长期服用镇静药，总觉得有很多的事情等待着她去做，非得她去做，有毛病休息一两天尚可，时间长一点就着急。有一天，她听说林西南市场有个小诊所专治咳嗽哮喘，号称“一针灵”，就去南市场打了一针。结果到家后脸色铁青，浑身僵硬，几乎要窒息。妹妹把她迅速送到医院抢救，才保住了性命。后来我仔细查阅中医资料，认为这种情况属于严重内热，且功能紊乱，单纯止咳不会有效果。我就组了个方子，加大了生石膏的用量，问她敢不敢吃。她说：“你就抓药去吧，我敢吃”。没想到，三副中药只吃了两副，就彻底止住了咳嗽，一直到去世，也没犯咳嗽病。

1998年2月，父亲突然得病去世，对母亲造成了很大的精神伤害。有一天妹妹带她去卫生院看病，不慎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腰椎骶骨炸纹。医生要求卧床休息四个月，恢复正常应该没问题。当时一听她就急了：“四个月！一个月我也躺不了”。在大家的劝说下，她才勉强躺在床上。大约一星期，她说什么不躺着了，开始服止痛药站起来，做衣服或做饭。时间不久，剧烈的疼痛又让她又躺了下来。她悄悄地给针灸师打电话，让人家来给她针灸及按摩，当症状有了缓解，她又起来做事。没过多久，腰痛的无法站立，带她到医院拍X光片，发现原来开裂骨折不但没长好，反而缝隙很大了，已根本无法长在一起了。脱落的骨片压迫神经，疼痛难忍。当时没有微创手术，只能做开创性大手术。母亲那时身体虚弱至极，医生不敢做这类手术，让我们把她弄到家精心护理。从那以后，母亲彻底躺在了床上，有时只能勉强下床走几步。病情严重时，整条腿抽搐，住院输液打针也未能治愈。

躺在床上后，已经基本不能自理，她急躁的脾气有所缓和，但经常胡思乱想。看护她以妹妹和弟媳为主，我们夫妻偶尔去看护一下。她愿意让我妹妹看护，爱怎么耍脾气都可以，妹妹挨累挨骂是经常的事。那时妹妹还没退休，每当妹妹即将下班的时间，她眼睛紧紧地盯着石英钟，盼着女儿马上到家，稍微晚一点，她就哭闹一场。冬天时，为了便于照顾她，妹妹把她接到家里去住，和妹夫一起照顾她。

有一天我妻子看护，母亲让她去将尿盆倒掉，回到屋里时发现她已沉睡。楼上的马婶下来陪她聊天，说话声惊醒了她。只见她说话语无伦次，眼睛流出许多眼屎。马婶问：“嫂子，你这是怎么了”她说：“我吃安眼药了，不想活了”，妻子这时才发现，一瓶安眼药全部服了下去。那时期，药店对安眼药开始控制，每次只卖给十片，最多二十片，她就让孙女等给她轮着去买，买回来就悄悄的藏起来，攒了将近一小瓶。

把她弄到医院洗胃抢救，脱离了危险。在她能讲话的时候对我又哭又闹：“你们为什么把我抢救过来，看着我活受罪，你们心里舒服吗！”

我说：“你再有病也是我们的妈，你这样走了，叫我们如何对人讲”。

母亲说：“我是一个要面子的人，现在成了一个废物，干什么都要别人伺候，我受不了。病长在我的身上，有多难受只有我知道，你们有家有业都挺忙，上班也不踏实，我这样活着真不如死了好。我死了，你们难受几天也就过去了，我也就享福了”。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关于这个问题争持了很久。从内心上讲，我非常同情母亲的想法，她的一生总是在为别人奉献中获得尊重和尊严，失去尊严对她来讲比失去生命还重要。但做儿女的无论是从情理上还是法理上都不能看着母亲走上这条路，只要一息尚存，就愿伴她走完最后那一段路，哪怕她活的很辛苦、很痛苦，因为只有父母在的那个家，才属于自己的家。

母亲听了我们的规劝，配合治疗。医院内科的护士长是我朋友的妻子，给母亲了一些关照，但每当我从医护办门口经过时，总有一种自责和羞愧。

1999年初，母亲完全失去了自理能力，每天靠止注射止痛药维持，后来医院给开了止痛麻醉剂，每周一次去安康医院支取。那段时间朋友吴臣给了很大帮助，几乎都是他帮我去领药。4月初的一天，她让我把我岳母给接过来，想说说知心话。她和我岳母是老姐妹，关系非常好。晚上岳母对我们说：“你妈说了，她的儿子、儿媳、闺女、姑爷（女婿）都好，都孝顺，她很知足”。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里好似巨浪翻滚，心里想：“妈呀妈，是不是真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你怎么没早点明白呢，其实你的儿女都是不错的儿女，虽然都不会花言巧语，但都是心地善良之人，但你几乎没满足过，总是在挑剔和猜忌中与儿女相处，既折磨了儿女，又折磨了你自己”．

就在那天的晚上，母亲突然发高烧，送进医院已完全昏迷，次日凌晨五点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母亲病重的将近一年中，弟媳、妹妹、妹夫、弟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每当我提起这句话，妹夫就把我怼回来，他说：＂父母都是一样的，照料父母是应尽的责任，以后你不要再提这句话＂．

左右邻居也给了很大的帮助和安慰．平时母亲乐善好施，慷慨仗义，他们感激母亲给过他们的帮助，对母亲的脾气也非常了解，过激言辞也不计较．在母亲病重期间，对门的马叔马婶，楼下的宋叔宋婶，楼上的尚大妈，北楼的刘婶经常跟母亲做伴聊天，排除她的寂寞，有时还做饭端过来。

尤其北楼的刘婶，家里做好稀饭，端过来一口一口地喂母亲，细心程度超过儿女。有人对她有些看法，认为她以前得到过母亲的好处太多。我认为不要这样看问题，在一个人处于难处的时候，最希望得到的是关怀，刘婶做到了儿女应该做的事，这是千金难买的关怀。金银并不珍贵，知恩感恩才是世界上最珍贵的。有一次我去西小楼遇上了刘婶，那时刘叔已去世，我给五十块钱让她买菜用，她说什么也不要。提起母亲，刘婶又哭红了眼。

（三）偏执的性格，承受了许多无谓的精神磨难

说母亲的一生是磨难的一生，从她的经历不难理解。但还可以说她是悲剧的一生，外人是难以理喻的。所谓悲剧的一生，并不是说她比同代人受了更多的苦难，而是由于性格原因，使她的一生经受了比普通人更多的精神痛苦。这些痛苦有的来自于客观，比如小时丧父，青年时流离颠沛，近老年时双双女儿丧命等。但这些远远构不上她精神痛苦的全部，母亲的痛苦主要源自于她的特殊性格。

在我当兵的第二年，觉得没什么事，连续两个月没给家里写信。一天，母亲突然降临部队营房，见到我二话没说，上去就给了我两个耳光，弄得我丈二和尚弄不清头脑，母亲一边哭一边说，“你两个月不给家写信，我以为你死了呢”。母亲就是这样，用非常粗俗的方法，抒发着她刻骨铭心的母爱。当时战友们对这种情况匪夷所思，完全不可想象。

母亲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为人老实厚道，姐姐和弟弟妹妹们也算比较温顺。但母亲多疑善感，对人要求过于苛刻，但不是完美的要求。从我记事起，在家里很少见到过快乐场合，几乎没体会到过什么叫温馨。她多疑，哪怕别人一个细小的眼神，都可能引起她另类的解读。可能是受母亲的影响，从小在家时有快乐不敢寻找，有兴奋不敢释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母亲见面时总是有一种特别的压抑感，慢慢地影响了我的面部神经，笑的功能退化了。

她极为善感,一个极小的事件,就有可能引起无限的联想,她的不幸遭遇就会像如数家珍一样述说一遍又一遍，而且年复一年，逐渐积累。这样一来，导致她把所有的不幸，甚至可能小小的事件都与她的命运结合起来。她本想是用这种方法引起人们的同情，但久而久之，人们只能一只耳朵听，一只耳朵冒了。

母亲脾气急躁刚愎，理解问题偏激，办事爱走边锋，致使出现了许多无法挽回的局面。无论任何事，一但与对方发生争执，她总想一语即出，就足以致对方于死地。她生气时出语特重，总是用世界上最绝对、最致命、最震撼的语言来慑服对方。这样一来，即使对方感觉自己有一些缺点，有些忏悔，也让她过激的语言抵销了，甚至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什么叫生气，从哲理上讲，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而母亲不仅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甚至拿别人的优点、长处也来惩罚自己。我结婚后和岳父岳母生活在一起，母亲和岳父岳母是多年的老邻居，关系也比较好。但是，自我结婚后，母亲竞听不得别人对我的夸赞，仿佛是扎在她心上一根针使她难受。她常对我讲，“我这儿子算是白养了，对我就像牲口”，就是这句话，多年来一直刺痛我的心。其实在我离开家后，特别在意母亲的感受，总怕让她有失落的感觉，未能让她得到膝下承欢的满足，所以千方百计的安抚她。当时我的收入只有四十多元，为了安抚母亲，刚结婚头几个月，我帮母亲完成“打会”，每月给她二十元。妻子觉得我到了她家，也觉得对母亲有点亏欠，所以也支持这样做。我收入本来很低，还常经常买点东西给家里，所以只能拽紧裤带节省自己，幸亏我不抽烟、不喝酒。我即使努力去做，母亲仍然用放大镜去看我对别人的表现，用缩小镜看我对她的表现。这一点，妹妹和弟弟没向我讲过，但我觉得他们一定有过同样的感受。

俗语讲，会当儿的两头瞒，不会当的两头传，这句话我是时刻放在心头，须臾不敢懈怠。所以，别人家的任何事都不敢向母亲说，如果非要说的话，也要捡对母亲有利的话说，而且尽量少说为妙。为此，常常弄得我无所适从，每次回家，心情就紧张。我非常佩服妹夫和弟媳的度量，他们在许多方面比我做得好，他们是用放大镜看母亲的优点，用缩小镜看母亲的缺点。正是由于他们的大度，才和母亲长期共处多年。妻子是一个心无城池、快言快语的人，有时讲话不假思索，因此常常被母亲误解，成了对我发怒的线索。

母亲极其善良，善良到可以仗义疏财、不计后果的程度。她可以肌全家之腹渡他人之难，可以违全家之意去圆他人之欢。在我记忆中，无论是在西中街、矿西街、南工房、东工房还是西小楼，她恩泽的人很多，有的成为一生挚友，有的形同路人，甚至为仇人。1962年至1965年期间，河南闹灾到唐山要饭的人很多，一方面出于母亲的善良，一方面出于对父亲同乡的怜悯，母亲在家里吃不饱的情况下，资助那些要饭的人。我记得有些善良的河南人，曾经给我家带来过棉花，表示对母亲的感激之情。在我刚复员回来的那一年，带回了一套被褥。没过几天，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母亲悄悄地就送给了别人，她可怜那家的孩子没有被褥，其实我家也特别的缺乏。唐山地震不久，弟弟买了台录音机，母亲听说朋友家的孩子喜欢，背着弟弟送给了那家。妹妹的金戒指，她不经妹妹同意送给了老姨。像这种情况我们知道的恐怕只是很少的几件，许多事情她不让我们知道。受惠于她的人知恩者很多，一直对母亲很好，直至母亲去世。但也些人对卸磨杀驴，更有甚者反目成仇。在东工房居住时，有些人家在得到她帮助时海誓山盟，说一辈子忘不了她的恩泽，但没过多久却成了仇人。细想起来，有他人的不是，但也有母亲的过错，因为她太不能容人，一句话就可能让她暴跳如雷，不记一切后果，眼中从不容砂子。

她溺爱儿女和孙辈，可以不顾一切。姐姐和妹妹地震去世后母亲很长时间处于悲痛之中，这是因为她把母爱放大到了极点。在我们兄妹三人相继结婚生子之后，她把这种母爱全盘地移到了孙辈身上。我女儿是第一个孙女，她视为珍宝，想尽一切办法让孙女开心。弟弟的孩子出生前，她盼着能有个孙子，但生下来又是女孩，她又精心地养育着二孙女。妹妹的孩子又出生后，她依然如故，所有的孩子都视为掌上明珠。我和妻子一般一个星期去父母家一次，有时她想孙女夜不能寐。有一次非要孙女住下，可到了后半夜孙女非要回家。深夜四点钟，她推着竹子四轮车，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走了一个多小时，将孩子送到我家，当时气得我真想打这孩子一顿。妹妹的第二个孩子几乎是母亲拉扯大的，母亲对她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有一次去市场买菜，孩子突然找不到了，当时母亲急到了疯狂的地步。后来孩子找到了，否则她有可能因此而丧命。

现在想起来，母亲是病态，可能与她早年受到的遭遇有关，也受遗传因素影响。据姥姥家的人讲，母亲的大伯父脾气很大，曾领导过天津纺织工人罢工。当时资本家不答应他们的条件，他就头撞墙以死相拼，最终资方答应了条件。母亲也这样，她提出的问题达不到她的要求，她不仅拼命相争，而且，常常为了争持而昏厥过去。

她体质本不错，但急躁的脾气使她从来不会保养身体，一但不舒服，就靠药物来支撑。她爱人的方式很独特，常常使被爱者感觉到不舒服。她的一生不会把握快乐，即使将她放入幸福的海洋，她将会竭力地寻找苦难的种子，把它养大或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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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母亲后事时，我写了一篇悼词，让赵大哥写在牌子上，放在了胡同口，没找人宣读。因为我觉得致悼词要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更要有真情实感。我觉得周围没有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人能表达出我真实的心境和对母亲的特殊感受。悼词中我写到：＂希望母亲在天堂不再经受精神的折磨与疾病的痛苦．．．＂.

其中含义有谁能知晓？

我写这篇回忆文章的初衷，并不仅仅是还原一个真实的母亲和对母亲的思念，也包含着对弟弟、妹妹们的担忧，担心他们遗传母亲的负面基因，给自己的后半生带来不必要的折磨，我最大的希望是弟弟、妹妹们都能生活得开心生活，潇洒生活，健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