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孩提时代，对父亲的印象是既清晰又模糊的。父亲每天早出晚归，非常有规律，一年365天天天如此。父亲寡言少语，很少听到他说从事什么工作，遇到了什么事情。偶尔听到的一些，也是他与同事或同乡的聊天时才知一二。成年后，对父亲才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和了解，2018年5月回到河南老家，对父亲的身世及家族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开滦林唐社区崔主任帮助我查阅了父亲的个人档案，掌握了父亲的履历时间。几年前，已写了几篇母亲和姐姐、妹妹的回忆文章，但由于父亲的经历复杂，迟迟没动笔。明年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又逢遭遇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瘟疫（国内称新冠肺炎，国际称COVID-19），有了更多的时间宅在家中，故打开电脑或手机，把对父亲的记忆一点点记载下来，顺便将与父亲有关的人和事予以追忆，做为对父亲百年的纪念。
（一）贫困家境
父亲1921年出生于河南省清丰县马大园村一个普通农户家庭，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三个弟弟。家里除几分薄田外，爷爷制作一些豆腐外卖，补贴家用。奶奶是裹足的小脚女人，在家里做家务。大伯和叔叔们大一点了就去给富人打长短工，大姑十五岁就嫁人了。大姑嫁的贾家算是有文化的门户，有制作传统酱油醋的手艺，五叔不到十岁的时候就过去帮工，除了解决他自己的吃喝外，还能给家里补贴点零花钱。全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维持最低的生存条件，一但遇到灾害，全家生活则陷入窘境。。
据马大园村刘氏家谱记载，到父亲这一代己是第十代。祖先来自何方不明，据老人讲，可能是汉代刘邦随扈人员的后代。早年为了躲避战乱，向北方迁徙，其中一支留在河南安阳一带屯田耕种，休养生息。
马大元村，顾名思义它的创始人姓马，刘氏家族是投亲依居而来，刘氏家族鼻祖女主人确实姓马。现该村住有马刘李三大姓氏村民，其他姓氏寥寥无几。
刘氏家族后人分布到世界及中国大地四面八方。家谱中记载，到第九世列入史册的共107人，各分支逐世递减，不知了去向。记载中的人员中有没有显赫人物无法得知，但从取名学的角度来分析，曾经过文化繁荣的一个阶段。尤其是第五代，名为刘师孔、刘宗孔、刘学孔、刘法孔等，说明那一代尊儒重教成为时尚。从父亲这一分支往上理，顺序是刘振海、刘自修、刘复礼、刘玉山、刘师孔、刘存信、刘天禄、刘邦杰、刘思德(鼻祖)。大概是康熙、雍正年间，鼻祖前往马大元村投亲依居，到目前大概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马大园村位于河南省中部偏东，原隶属安阳市清丰县，现隶属濮阳市清丰县巩营乡，是黄淮海冲击平原上一片古老村落。河南省大部分地处暖温带，南部跨亚热带，属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同时还具有自东向西，由平原向丘陵山地气候过渡的特征及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复杂多样和气象灾害频繁的特点。黄河下游流域，既享受母亲河给人们带来的乳汁，也频遭它暴怒时的蹂躏。早期人们的生产生活基本靠天的恩赐，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改造能力也非常薄弱。而马大园村距黄河仅二十公里，既受到它的恩赐也受到伤害，水患、旱灾、蝗祸等灾轮流降临。二十世纪以后，国民政府治国无方，诸侯割据，加上日本入侵，战乱频仍，加剧了这一地区的苦难。民众纷纷四处逃难，成为生存的重要选择。
1938年，中日战争进入焦灼状态，日本依靠其强大的军事优势，致使中国的大量城市沦陷。国民政府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动，初步扭转了一些战局，双方战事更加激烈。武汉空战，台儿庄战役，加上国共两党军队合作等原因，暂时抑制了国民政府的悲观情绪。六月份，为了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了以水代兵的方法。在郑州北郊的花园口，人为的让黄河决堤，形成了大片的黄泛区。虽然迟滞了日军的西进南下，但造成了河南、安徽、江苏44个县被淹，淹死群众89万，后期饿死民众不计其数。黄水所到之处，房屋倒塌，饥民遍野。
一家人虽然逃过水灾，但肚子饿的问题解决不了。秋天，望着收成骤减的农田，爷爷果断决定，让三个比较大的儿子，去探索一条新的谋生之路——闯关东。那年大伯二十四岁，父亲十七岁，三叔十四岁，均未婚配。
闯关东源于清朝末期，东北黑吉辽蒙的疆土受到沙俄的蚕食。为了固守疆土，咸丰皇帝命人从山东、山西、直隶(河北)等地，组织民众向东北迁徙。开荒种地，繁衍生息，固守疆土，后来成为关内许多生活陷入困境民众谋求生存的一项选择。那时候北方分为关内和关外，以秦皇岛的山海关为界，东北方向为关外，西南方向为关内。因为关口朝东朝西，俗称闯关东。是当时中国大地“走西口"、“下南洋”之外的第三种迁徙生存方式。与当时到日本、朝鲜、美国当劳工不同的是定居和繁衍比重较大。河南民众加入到闯关东行列，应该是早期就开始了。
1938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大伯带着父亲和三叔，每人背着一个小包裹，里面装了一双鞋、简单的衣服和几天的干粮，在爷爷奶奶的目送下走出了村庄，开始了颠沛流离，风雨沧桑，苦辣酸甜的人生旅程。
（二）东北求生
父亲和三叔在大伯父的带领下，步行奔向一个完全未知的地方，同时出来的还有同村的三四个人，一路跋山涉水，钻山林、涉河流、挨饥饿、斗野兽、避土匪，艰难行进。按理讲，他们初次远行，不识路途，又没有文化，会不会走错方向？这点不用担心，因为路途有许多逃荒人，随便找个人打听就会告诉路线。他们沿着清丰、阳谷、聊城、德州、沧州到达天津。到天津后先找住处再找同乡，由同乡介绍到工厂或富人家中打工。
早期闯关东的以山东山西直隶人为主。清丰县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受相邻两省影响很深，参与到闯关东的行列。略有不同的是，途中驻留在河北，天津，北京的人的很多，当地称他们为“逃荒的”“大名府侉子”。历史上河南清丰、开州、南乐、长垣、内黄、滑县，河北的大名、魏县，山东的东明等地归大名府管辖，对外统称为“大名府人"。虽然民国时早己没了大名府，但人们的习惯称谓延续很久。而且，自称“大名府”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同乡感，许多人外出打工或逃荒均由同乡穿针引线。
在天津安顿下来后，原以为会稳定下来，但实际情况超出意料。一是工作不好找，天津在清朝被开辟为商埠之后，技术工人需求量较大，而普通无技术，无文化的人比比皆是。二是受到歧视，当地人把他们都称为“侉子”，连命都不值钱。干了半年多，在同乡的引荐下，大伯父带着两个兄弟乘着闷罐车去了抚顺下煤窑。因为三叔刚十几岁，没去挖煤，而是在地面捡煤核。
抚顺煤矿晚清时期由民族资本开发，后改为中俄合资。日俄战争俄败，日本强行将抚顺煤矿划为日企。为了加快掠夺资源，在生产条件极为恶劣的情况下，逼迫工人长时间的劳动。大伯父他们三人勉强干了一年多，便和同乡去了哈尔滨。
40年代初哈尔滨是一座新崛起的城市，十分国际化。早在张作霖、张学良主政期间，工业、教育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加上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农业收成也很不错。皇姑屯事件之后，东北四省在面上是满清政府，实际在日本人的控制下，维持了一定程度的繁荣，成为东北一带，除了长春之外的政冶经济文化中心。
1941年，大伯父带着两个兄弟到这里以后，先是东一头西一头乱撞，最后在一家大车店扎下了根。那时候的大车店就相当于现在的汽车运输公司。大伯父和父亲赶马车，运货物，三叔跟着一位张师傅学习修车。哥仨个虽然生活的不算太好，也能马马虎虎过得去，还能把结余给老家。
大伯父不适应在哈尔滨的生活，回到了抚顺煤矿。过了一段时间，和同乡到了河北省唐山，在开滦林西矿下了煤窑。
1943年的一天，有四个日本兵让父亲用马车送他们到兵营，下车后父亲向他们要钱。其中一个日本兵“啪、啪”打了父亲两个耳光，说能让你拉皇军就是你的荣幸，你还敢要钱？。父亲一气之下不干了，和其他几个同乡四处找事做。
那时候三叔已经和张师傅到了滨江府，就是以后的五常县。张师傅是滨江府人，他喜欢三叔的聪明伶俐，就一直带着三叔，后来让三叔做了他的女婿。一段时间，父亲经常往来于哈尔滨和滨江府之间。
东北四省在二战时成为日本的大后方，提供战争资源。但此时日本己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攻势逐步转为守势，东北的抗日联军也给了日本军很大的打击。为了保住这块殖民地，大肆强化了兵力，倚仗先进武器，使东北抗日联军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正当父亲他们四处谋生时，遇到了一支抗日游击队，是东北抗联的一部分，刚和日军打了一仗，损失惨重。他们几个人二话没说，就加入了游击队。虽说加入了军队，但没有武器，没军装，没军饷，一切都等待上级发放。三四个月的时间，穿着土布衣服，拿着棍棒跟着搞军事训练，接受政治教育。一天，又遇到日军的围剿，再长的木棍也没法和冒烟的(枪)斗，连(队)长当时牺牲，其他人四处逃窜。父亲他们几个新兵，因为没有军装没有武器，装成普通百姓在日本兵的枪口下逃生了。由于事发突然，事先也没说好聚合的地点，刚成立不久的队伍被彻底打散了。父亲和朋友四处寻找部队，听说到了一个山沟里，他们准备坐火车去找。刚到火车站，被日本人抓了劳工，去齐齐哈尔、佳木斯、热河(承德)、沈阳等地修铁路，建车站。
有一天他们听说要去沈阳干活，几个老乡商量好逃跑方案。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他们藏在由关外开往关内的闷罐车里，一路忍饥挨饿，到河北唐山古冶站下了火车，找到了先前到这里下煤窑的大伯父。
从此，父亲开启了他第二故乡的生活。
林西矿是清朝末期官督商办煤矿，归开平矿务局，1900年为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改隶属英国商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夺去。
在大伯父的安排下，伙租了套房 。为了省钱，多人睡在一条大炕上。少则五六个人，多的时候挤十来个人。条件好的有枕头褥子被，条件不好的，枕着砖头盖衣服。在林西的小山街，矿西街，保安街，大庙街，中横街等有许多这样的出租房。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还是大大改善后的居住状况，是经过许多矿工努力争取来。四十年代初到这里的矿工们都是住“锅伙”，所谓“锅伙”，就是包工大柜经营的出租房。那些年，矿上推行包工大柜制，就是把各个掌子面承包给个人，由他来雇工人。能当包工大柜的，大部分是那些心狠手毒的人，毒打工人，苛扣工资是常事。包工大柜发现“锅伙”又是一个捞钱的买卖，他要求工人住他家开的“锅伙”，否则，就让你吃亏。工人们有苦难言，只得住到他家，还要在他家吃饭和带干粮，那饭菜比猪狗食强不了多少，一个月的工钱，大部分进了包工大柜的钱袋子里。包工大柜为了增加收入，据工人倒班情况安排睡觉。这样，一条可以睡六个人的大炕，安排十多个人使用。后来，矿工们实在忍受不了了，找到同乡会的头头，带着一些工人，堵住了矿办公楼，要求矿方解决工人的住宿问题。当时国内战事纷乱，矿方为了稳住工人情绪，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从此，又开始自由租房了。在我记事儿以后，舅爷刘文生，同乡任华南、倪德荣、苗德太、刘振江等到一起，还经常聊住“锅伙”的经历。1947年，大伯父娶了一位当地女子为妻，当年便携妻回了河南清丰老家务农了。 据父亲回忆，当时他们哥俩很纠结，也想一同回老家，但想来想去，河南清丰老家生活更为困苦，还不如在这里混，起码自己能够吃饱肚子，最后决定，父亲一人留在了唐山林西。
林西的发展是以煤矿为依托的，在不长的时间里，这里的商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大量的广东、广西、福建、山西人到这里来经商，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凉山一带建有员司房、高尔夫球场、宴客厅等，供上等人享受。在林西的南部，建起了低矮的小工房供矿工居住。还在小工房北侧建简易俱乐部，供矿工们业余活动。中横街一带，有剧院，说书馆，阅书馆等，但同时赌馆、妓院、毒馆也泛滥成灾。父亲的一些同乡没死于井下，确殒命非法之地。
煤炭开采基本靠人力，镐刨锹铲，运输用骡马车。外国人引进了炮采技术，采煤效率大幅提高，但危险性很大。父亲的外甥钱路珍是炮工，在一次处理哑炮时，工友当场被炸死，他的脸被炸得血肉模糊，好了以后，许多煤渣仍留在面部皮肤里。
1945年日本投降后，林西矿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接收，但过了没多久，转交给了美国人，美国人又给了英国人。
矿工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成立了一些同乡会，父亲是大名府同乡会会员。除了同乡互相帮助之外，还组织一些习武、娱乐等的活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秘密派一些人员到这里来活动，父亲是每次活动的参与者。1948年12月，唐山市和平解放，父亲开始了新的生活。
(三)献身煤海
孩提时代，对父亲的印象即清晰又模糊的。清晰的是，父亲每天下午六、七点钟下班，然后坐在炕上小桌子旁，温上一小壶白酒，吃着妈妈给准备好的饭菜，自斟自饮，吃完喝完就开始整理自己的记录或躺下休息，从来不理孩子们。与父亲接触时间最长的一次是1967年，他在井下腿部受伤骨折，打了石膏躺在家里四个月，刚刚能够站立，就拄着双拐到矿上。那是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父亲的存在。模糊的是，父亲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不亲近儿女。早晨我们起床时，父亲早已上班了，白天很少见到父亲的身影，一年365天如此。我们很长时间不了解父亲的脾气，不了解他在单位工作是否顺利，整天在做什么。对于父亲的经历，绝大部分是在他与工友、同乡及亲友们聊天中得知的。
父亲没上过学，但头脑很聪明，对采煤技术悟的比较快。解放前包工大柜比较喜欢他，有的事就让他牵头。唐山市解放后，林西矿收归国有，矿领导非常重视这批骨干力量，在恢复生产中参与了一些项目。1950年，父亲和母亲成了家，租房住到林西西中街十号。没有了剥削压迫，没有了战乱，工作顺心，家庭安逸，父亲把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1952年当了大班长，1953年7月经荣德敬，刘玉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9年担任副区长职务。
大姐1952年出生，我1955年出生，在我和大姐之间还有一个女儿，一岁多时夭折，大妹妹1958年出生。矿上为了照顾他，1961年全家从租住的矿西街搬到了林西南工房。那是一座有三间房的小院落，由两家居住，叫对面屋，中间是两家共用的厨房。对面屋是吴大爷一家，他家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吴大爷患有严重的气管炎病，吴大妈身体强壮，非常能吃苦耐劳。铁柱大哥比我大两岁，铁良比我小三岁，两家人住得非常和谐融洽。
搬家的那天，是父亲解放后第一次请假。有两个工友帮忙，用手推的木板车，把米面油盐酱醋、被褥、锅盆碗灶先拉了过来。妈妈领着姐姐，妹妹和我坐在车上先到了南工房，父亲和那两个叔叔又回去拉第二车东西，妈妈忙着准备饭菜，记得那天吃的是打卤面。父亲陪着两个叔叔喝了点酒，特别高兴。因为邻居大都同一矿的工友，有一部分早就相识。
那时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家家都不富余。父亲上班要带干粮，多少年是青一色的窝窝头夹点菜。父亲很爱干净，解放后矿上建了澡堂子，可以穿的干干净净上下班，母亲手巧，虽然衣服补了又补，但给父亲打扮的整齐利索。
有一年河南驻马店闹灾，大批逃荒要饭的来到唐山。吃晚饭的时候，母亲说起这件事，觉得他们很可怜。父亲说，这些人来了能给就给一点，但不要太多了，因为要饭的人太多了。有一天，来了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小孩儿要饭，快到中午了。母亲说你们别走了，就在这里吃完饭走吧。那个妇女不好意思。母亲又说，我这里有些衣服和被褥你帮我洗一洗，这个妇女看有活干，非常高兴留了下来。走的时候，母亲给了她五块钱，5斤棒子面，那妇女千恩万谢。父亲回来后，母亲向他说了这件事。父亲说给的多了点，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多了，咱们就给不起了。虽说他批评的母亲，但从脸上看得出来，他非常满意。第二年秋天，有一个河南的中年男子找到我家，拿来了五、六斤棉花，原来他就是那个妇女的丈夫。他在向邻居打听我家的时候，得知父亲是矿上干部，更加赞叹不已。在我们搬到东工房之后，那家人还到我家来过一次，送来的还是棉花，不过，母亲没让她空手回去。
当时全家七口人只有一间住室，矿上照顾父亲，在院里建了一间小房。小房建好后因为潮湿，没让人住进去，在里面凉些衣服。有一天晚上，姐姐发现有人到小房里偷我家的衣服。父亲隔着窗户就喊了一声，小偷放下衣服撒腿就跑了。姐姐和我对爸爸说:“你怎么不去抓住他，送到派出所？”父亲说:“抓他干什么？都是穷急了。”那时候不理解父亲，认为是缺乏正义感。
父亲做事一向沉稳，但在政治风波诡异的情况下，有时也不得不随波逐流。1958年大练钢铁时，地方政府要求各家把多余的铁、铜都交出来，炼钢水和铜水凑吨位。当时我家有两只炒菜铁锅，其中一只是父亲让母亲交出去的。1964年“破四旧、立四新”时，是父亲让我把家里一对胆瓶摔到了垃圾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是第一批“下楼洗手”的干部，“下楼”就是暂停干部职务，“洗手”就是“斗私批修”反省自己的问题，没问题了就可以恢复岗位。那天父亲下班回来情绪非常低沉，在母亲的追问下，才说了实情。他说，“我翻来覆去想了好久，也没想出自己有什么问题，看来我不交待点问题他们不会罢休。他们说，是人就会有缺点错误，连连伟大领袖都承认自己不是完人，难道你是神仙。你说我交待点啥问题"？母亲想了想提示他，“咱们家的那是雨衣不是矿上的吗？你这不是私拿公物吗？”后来父亲怎么处理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不久父亲又“上楼”了。
有一件事情让父亲的困惑和苦恼的许久。矿文革领导小组问他为什么加入工矿党，他说我没有加入啊！人家说，我们这里有名册，你的名字白纸黑字写在上面。幸好工矿党没算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没再追究。林西矿解放前国民党在矿里工人中发展工矿党，名义上说是维护工人的个人利益，但后来发现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帮凶，但没成大气候，文革时只当成了一般性政治问题。过了许久，父亲的外甥钱路珍到我家，父亲提起此事，路珍表兄大笑说:“二舅，你的名字是我给填上去的，当时我以为是件好事呢，忘记和您打招呼了，我还在“一贯道"给你填上了名字呢”。“一贯道”在文革时期也定为反动组织，只是没查到父亲的名字。
1967年我们从南工房搬到了东工房，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极左思潮一浪高过一浪，派别之间文斗武斗交相纷呈，但父亲非常平静，开始哪一个派也没参加。但是，在那种不白即黑必须选边站的时代，不选边站就等于选了边，最后父亲还是选了加入“红代会”这一派。因为这一派在形式上比“矿总”似乎革命更彻底。那时候我们已经懂事了，就问父亲为什么不加入矿总派呢。父亲说:“现在“红代会”这一派比较得势，整人整的比较凶。我加入进来，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到什么时候生产得有人抓呀？这样就不会参加到文斗和武斗之中了"。 这件事父亲判断的很准。那段时间，他大部分时间在井下抓生产，从未参加过集会、游行、辩论、武斗等，从来没听到过他说谁是谁非的话，属于最不积极的“革命”干部。
有一段时间，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地方及企业党和行政管理机器，公检法正常运转受到严重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由口号转为实际操作。一些有“犯罪”行为的人如何量刑这一重大问题，竟交给广大人民群众讨论决定。讨论第二批“犯罪”人员刑罚时，街道组长让到我家来开会，因为我家有个小院落。参加会议的邻居十来个人全是没文化的家庭妇女，还带着小孩子，普通百姓哪里有什么法律概念，起哄般地就“罪犯”们定了“刑”。什么写“反标”的，强奸妇女的等等，都在死刑一格划上了勾，勾完了以后大家哈哈一笑。父亲下班回来，有几大婶大妈还在我家闲聊，有个大妈笑着跟父亲说今天的事。父亲越听脸色越沉，说了一句：“这情况啥时候能结束！”，说完，走进屋里独自喝闷酒去了。
1968年姐姐初中毕业，她没和家里商量就报名下乡。母亲有些生气，但父亲说服了母亲。他说这是大形势，我们只能服从，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选择。那一年，上山下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成为初中高中毕业的学生们唯一的正确选择。本来一些青年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是人员正常流动的现象，但被某些人政治化了。东工房15排有一个应届毕业生，因为奶奶有病不去下乡，结果被学校和街道贴了许多大字报，画了很多漫画，批判讽刺这一家人。
姐姐下乡走的前一天，只听到父亲嘱咐姐姐了一句话，“到那里后好好干，不要和同学们闹意见”。姐姐走后不久，父亲的工作发生了变化。
父亲原以为在这个岗位可以干到退休，矿组织部门确让他来到了一个离家几百里，且具有挑战性的地方，一做将近七年。这几年，不仅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味时段，至今仍对我们兄弟姊妹生活产生着影响。
(四)助力军需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短缺经济时代，对煤炭资源的需求量很大。解放军某工程部队在承德地区国防施工发现了煤炭矿脉，请开滦煤矿出技术人员指导开采，父亲和姓相的技术员被安排前去支援。承德至唐山的直线距离不过二三百公里，但于当时交通条件，去承德需要从北京或锦州倒车，感觉还是诸多不便。
母亲不同意，姐姐上山下乡刚走不久，父亲再去承德，剩下我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的事全让母亲一个人承担起来，确实困难太大了。矿上得知后，派人来做母亲工作。母亲是通情达理的人，格不住他们的劝说，最后提了三个条件。一是把院墙砌起来。二是给两间房中间扒开一个门，形成里外屋。三是经常给孩子们一些电影或文艺演出的票，来的领导爽快地答应了条件。其实父亲也不愿意去，毕竟抛家舍业，但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必须服从。
父亲去承德以后，矿上工作人员跟我母亲说，给你家砌院墙可以，矿上只能出人不能出料，母亲也没有办法。当时和大姐一起下乡的苗大哥知道情况后，就找来了一个手推车，带着我和我的同学去白马山山上捡石头。父亲所在采区书记和工会主席给找来了两车石头、石灰和煤碴，找来些木料做了两幅门框，好歹把院墙砌上了，但不管沟墙缝。后来由母亲、苗大哥和我勾上了墙缝。母亲找来了会木工的大姨夫，用劈柴做了一副院门和屋门。那大姨夫就是二十八中大姨的丈夫，叫孔小芳，不仅人品好，木工手艺也非常出色，住在小山街，原是东矿区某厂的技术工人。地震前家里的家具全是大姨夫给制作的。
父亲到承德以后，部队给予了很高的待遇。一个勤务员负责日常起居，一个炊事员专职给做饭，还有一个秘书。在父亲的努力下，那个煤矿很快实现了正规生产，受到所在军区的表彰。
那时候汽车很少，家里来一辆汽车非常显眼，更不用说小轿车了。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偶尔开车来家一次，送来一些稀缺的东西，左右邻居都十分羡慕。我有一个姓孙的小伙伴非常要好，经常在一起玩，跟我无话不说，竞向我吐露了一件让我全家惊异的事。原来，林西矿最初派去承德的不是我父亲，而是他父亲。当他父亲得知后，带着老婆找到矿领导，苦苦哀求，这才转派到我父亲。当他看到父亲好似名利双收，十分懊悔，有时候悔的整夜睡不着觉，唉声叹气，甚至落泪。
在承德军队煤矿父亲的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产量、安全都达到很好的水平，为解决军队燃煤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与当时军队里的王斌、吕长泰，w军长，m副军长成了朋友。
王斌与我家交情很深。当时他正是那个工程连的连长，与父亲接触最密切，对父亲照顾最周到。他比父亲小十几岁，石家庄市获鹿县城关镇贺庄人。父亲在承德的那些年，每逢节期，军队发放的物品，都是王斌给送到家里。那时木料短缺，王斌就找了一些木料给送到家里，家里有一对水西柳木的箱子，就是他通过关系做好后送到家里的。他有个弟弟叫王群，当兵驻守玉田县的装甲部队，负责后勤供给工作，与当时全军一等功臣叶洪海是搭档。精明强干，尚未婚配。父亲从承德回来时，母亲和他商量，能不能让姐姐嫁给王群。但是一算计年龄，姐姐离法定结婚年龄还差三四年，不能让人家再等着呀！所以，以后就没再提及此事。
1975年父亲从承德回到了林西矿，王斌复员转业到石家庄市某公司当营销科长。唐山大地震后，石家庄救援指挥部设在了开平区，他担任后勤供给部负责人，给我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到父亲去世前，两家你来我往十分密切。有一次父母带王斌叔婶从石家庄回唐山，中途去北京文质表哥那里，想在北京转一转，但受到了表嫂的冷待。母亲一气之下，连夜返回唐山，从此断绝了与文质表哥的来往。
王斌的审美观点很强，妻子、妹妹和弟媳有一套裙子是他给买的，其样式和布料到目前为止仍不过时。有一段时间，他负责企业对外联络工作，特意选择了唐山一带作为他的联系点，这样，可以经常到家里和我父母见面，她怀抱我的女儿、侄女、外甥女亲切合影，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王斌不仅帮助我家，连我家的亲戚朋友也受过他的帮助。父亲有个同乡肖文，地震前得了俗称半身不遂（脑血栓）。他老婆和二女儿弱智，大儿子石迁严重脊椎侧弯，一家人非常困难。有一次王斌在我家遇到石迁大哥到我家串门，提起了他父亲的病。王斌叔叔也没吱声，回到石家庄后不久，寄来了两盒人参再造丸，让我们给肖文。肖文吃完这两盒药，果然能够杵着拐杖站起来行走了，一家人千恩万谢。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正在院里吃饭，从外面爬进来一个人，当时把大家吓了一跳，原来是肖文隔壁的张川，他和肖文一样的病，得知肖文药的来源后，爬了一个多小时到我家来求救。我给王斌叔叔去了信，但买不到原厂的了，买了几盒其他厂的寄了过来。张川吃了之后没有起效，怀疑我家没给他办事。
1997年我因公出差，路过石家庄的时候到叔叔家里去了一次。1998年2月父亲去世，打电报告诉了他，他连夜赶到唐山，那是我们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母亲去世时，考虑到他身体不好，就没有通知他，事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在回信中嘱咐我们几个，要认真工作，养好身体，充分的体现了长辈对后辈的关爱。虽然我们哥仨为了照顾孩子，居住到了远离河北的地方，但对王斌叔叔那份情谊，永远铭记于心。
吕长泰是副团长，因工作与父亲相识。1971年他从承德调到唐山，任7007厂的副厂长。这个厂是军队开的水泥及其制品厂，离我家很近，他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住在了本企业的公房区。由于距离近了，与我家保持了联系关系，后来走动的比较密切。我家有事需要他帮助，他总是爽快的答应。1974年我还在部队当兵，有两个月没给家里写信，母亲不放心了，找到吕长泰。他马上安排车辆，拉着母亲到部队去看我。1975年他复员转业，回到了山东省泰安市。
n副军长是唯一到过我家慰问过的高级军队干部，春节前带来了一些慰问品。1972年底我报名参军，同学和邻居都知道我要走了，没想到被一个街道干部的儿子给顶了下来，我给父亲去了信。父亲找到n副军长说了此事，n副军长给我安排到唐山小泊农场当了兵。
由于父亲贡献比较突出，受到了w军长的肯定和赞扬。不久w军长调到军区任新职，
那个军队煤矿在父亲的主持下，培养了一批管理人员，各项工作走向了正规。1975年，父亲距法定退休年龄差一年时回到了开滦林西矿。那时，姐姐也参加工作几年了。1976年3月，我从部队复员回家，大妹妹上高中，弟弟上初中，小妹妹上小学，母亲也不在街道工厂上班了，一家人生活富裕，其乐融融。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76年，就在父亲离退休只差三个月的时候，
（五）地震伤痕
地震前的二十四天，父亲代表开滦林西矿去邯郸参加采煤新技术推介会，因为邯郸离清丰县不远，他就顺便回老家看看。当时堂兄刘庆生正在闹病，到了几家医院也没治好，父亲就把他带到唐山来求医。
堂兄是五叔唯一的儿子，下面有四个妹妹，和我同年，比我大五个月，乳名叫搭拉儿。农村早婚，十八岁就娶妻生女，来唐山的时候妻子又身怀有孕。他腹泻一个多月，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近一米八的身高，走路摇晃无力。父亲带着他先后到林西矿医院，赵各庄矿医院，开滦总院就医，一致认为是肠炎或者痢疾，但吃药打针都没管用。有一天，孟庆利到我家来玩，说他舅爷擅长治疗疑难杂症。他舅爷叫李久如，是解放后下山的道士，住在林西桥西街。李医生四诊后认为是肾亏造成的腹泻，单纯用消炎或止泻药不管用，需要综合调理，温肾涸泄。果然，用了三副中药后止泻，又用三服药后一切恢复正常，面色恢复红润，行动有力。病好后，他计划
堂兄在我家的那段时间，父亲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下班到家后和侄子有说不完的话，谈笑风生。父亲从老家出来以后，由于那个时代交通不便很少回老家。侄子来了，给了父亲了解老家的窗口和机会。父亲他们哥五个，除了三叔留在黑龙江外，其他哥三个都留在老家务农。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对老家的人员情况有了一些了解。知道四叔当生产队队长，五叔在公社的供销社，负责一个调料厂的生产。
原本父亲和我及弟弟住在一个房间，北方都有大炕，挨着炉子的那一边叫炕头，比较热乎，一直由父亲占有。堂兄来了以后，父亲把热炕头让给了他。地震的那段时间虽然属于夏天，但堂兄不怕炕头热，越热越舒服。因为他有肾亏病，非常怕冷。每天下午母亲把炕头烧的热乎乎的，让他躺上去暖身子，这种待遇在老家是很难得到的。
令父亲万万没想到的是，
虽然我家姐姐和妹妹也遇难了，但父亲仍有一种有口难辩的感觉。老家农村重男轻女，五叔依靠这个儿子传宗接代的观念非常重。果然，五叔听到信后，差点儿哭瞎了双眼。据有人传信，四叔和五叔当时曾表示和我家断绝关系。地震那年冬天，大姑父和四叔来到唐山，看到唐山的惨状，才理解了父亲的苦衷。以后，三叔家的长生、长江，四叔家的文藏都先后到唐山看望父亲，给了他一些心理安慰，但父亲到去世也没回过老家。
堂兄庆生的尸骨在唐山保存了24年，迁过一次墓地，我花钱办了墓地使用手续。但后来用地方又强行要求平坟，我和弟弟做了暗记。2000年，在文质表哥的带领下，堂兄的大女儿利芮和丈夫为她父亲迁回了尸骨。那时候四叔五叔都已去世，只有五婶健在。
为什么堂兄的尸骨迟迟二十四年才迁回祖坟呢？在我回老家时听到一种说法，人死到外面算野鬼，二十年内是不能入祖坟的。另外，堂兄只有两个女儿，一个是他遇难后才出生的，孩子还小，况且还是女孩儿，早年没有能力为她父亲办这种事。堂兄的妻子早已改嫁，不可能为前夫迁坟。从二十年可以入祖坟，到二十四年才迁回，中间隔了四年，而且选择在了我母亲去世之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老家人对我母亲印象很负面，认为我母亲脾气很暴躁，对人不留情面，尤其文质表哥很不想见到我母亲的面。其实他们对我母亲误解了，母亲确实脾气不好，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骨肉亲情面前，是非常重情义，仗义疏财，非常会处理问题的。在老家的所有人当中，文藏兄弟对我母亲是最了解的。
为什么说文质表哥最不愿意见到我母亲？要回到1961年说起。1960年文质表哥考上了清华大学，大姑和姑父担心他毕业后不回到河南，临赴学校前给他取了一个农村的妻子。1961年学校放暑假，他没回河南老家，而是到了唐山我家。一是想回家和那个妻子离婚，寻求舅舅和舅妈的支持。二是寻求点经济上的帮助。第一件事被我母亲否定了，虽然事后没有起作用，但母亲以后一直调侃他为陈世美。第二件事父母肯定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表哥看我父亲带着块手表，说上学很需要。当时父亲没表态，母亲爽快地给了他。那是一块德国两针手表，是母亲回天津娘家时给父亲买的。文质表哥当时千恩万谢，说永远不会忘记舅舅舅妈的大恩大德。但由于他一直忙着自己的事业，对我家没给予过什么帮助，只是我和弟弟妹妹结婚前去北京玩住在了他家。1995年父母去石家庄王斌叔叔家，回唐山的时候带着叔婶想去北京玩儿两天，就先到了文质表哥家。没想到的是，表嫂对父母及叔婶非常冷漠，给安排到了学生宿舍去住。母亲一气之下连夜赶往北京火车站，文质表哥追来苦苦哀求，母亲也没给面子。母亲回到家后大哭一场，让我写信骂表哥一顿，考虑到表哥对我还算不错，没替母亲写这封信。表哥自知理亏，写了一封道歉信，从此两家断绝了来往。那时表哥住在北京北苑，是我国导弹气象专家，享受国家政府津贴。离开岗位以后在老家买了房产，和表嫂往返于北京及老家，不幸的是，老两口分别于2015年和2017年去世，2000年那次见面，竟成了永别。
2018年5月我回到了老家，见到了文京大哥及老家的亲人，拜谒了祖坟。当见到堂兄庆生的坟冢时，控制不住自己大哭起来，我既为他的死及给他家带来的巨变难过，此时烧上一缕纸钱，遥寄对他在天堂的祝福，也算是代替父亲向祖宗们做了一个交待。关于堂兄遇难后他家发生的种种遭遇，我写了一篇随笔《干里之外是故乡》，发表在了《故土与远方》网络平台上。
地震后第二天，父亲就到单位去上班。组织工人们抢救伤员，抗震救灾，恢复生产。家里搭窝蓬，建简易房等基本由我来办，母亲仍负责日常生活。大妹妹放弃了高中学业，顶替姐姐参加了工作。当年十月份，父亲办理退休手续，弟弟顶工上班。
（六）瓷厂勤政
1976年10月，在父亲即将退休的前五六天，一个姓范的阿姨到家和父亲商量，让他退休之后去那个厂当领导。姓范的阿姨就是葛婶，她在林西粗瓷厂当副厂长。后来粗瓷厂的书记又到我家对父亲发出邀请，父亲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唐山大地震时文化大革命已接近了尾声，停止政治斗争发展经济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1974年邓公出来主持工作时，国家的经济状况出现了好转，但不久又被极左势力打压下去，恢复了政治挂帅的生态环境。那时起人们虽然口头上不敢提经济发展，但从内心上都已经厌烦了政治斗争，迫切希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也就是从那个时期起，一些小型的地方企业逐步发展起来，一方面解决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解决短缺经济问题，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为地方各级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小型企业建立起来了，又面临管理人才短缺的问题，因为具有管理才能的人大部分在国有企业，这就为从国有企业退休的人员实现第二次上岗创造了条件。
父亲办完退休手续后，只在家里待了三四天，给弟弟办完顶工手续，就去粗瓷厂报到了。
粗瓷厂是唐山市东矿区林西街道办事处下属的小型民办企业，有职工三百余人，从业的是职工家属和待业青年，坐落在林西的东边，其产品主要有多种规格的粗瓷管。粗瓷管为陶瓷材料烧结产品，因其颗粒度较大，故称粗瓷，主要应用于建筑物预埋排烟管路和下水道管路，技术含量不高。
父亲到厂主事时，该厂已建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和工艺流程。地震时虽然遭到了破坏，但由于生产方式比较简单，很快就恢复了生产。管理人员能力，生产流程，劳动力调配，产品成本控制，员工工资管理等诸多方面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父亲到那里以后首先抓了两个方面。一是整章建制，让企业的各项管理纳入有章可循的轨道。二是抓职工素质教育，在提高生产技能的同时，强化个人素质培养。
一段时间之后，粗瓷厂的面貌有所改观。不久，上级主管让他们扩大生产规模，在原厂生产粗瓷管，在新建厂生产建筑砖。70年代末，国家处于经济短缺严重，无论生产什么产品，不愁卖不出去。在建筑砖厂建成后不久，厂里发生了一次重大事故。由于急于把砖出厂，车间主任在窑炉温度尚未降到常温时就组织工人出砖，结果造成窑内砖垛倒塌，致使两名工人死亡。父亲因此挨了处分，在唐山地区受到通报。
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父亲陷于苦恼之中，他倒不是因为自己挨了处分和通报，而是痛惜那两名遇难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有一段时间，父亲酗酒非常严重，下班后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把酒瓶子放到桌上，菜还没端上来，就先喝两杯。有时候在外面应酬回来，喝的走路摇摇晃晃。有一次我和母亲说，我爸这样喝酒是不行的，以后会毁了他。没想到我说的话被父亲听到了，坐起来对我大吼:“我现在吃喝还用不着你呢，将来用着你了，你再管我!"。我知道他心情不好，就躲了起来。从我记事起从没见到过父亲发脾气，教育孩子的事全部由母亲承担。这次父亲朝我大吼，是我们兄弟姐妹第一次见到父亲发怒的样子。那时我就发现，无论是父子之间还是母子之间，到了一定的年龄，总会有一些问题很难沟通。
未婚妻到林西矿参加工作之前也在粗瓷厂做临时工，她和陈平、高秀玲负责每天到机厂氧气站取送氧气瓶。岳父退休后也到那个厂做临时工，打更和喂马。父亲在工作和待遇上没给他们爷俩什么特殊照顾，所以也没引起什么非议。1981年我结婚时，有人建议父亲在厂里通知大家一下，父亲坚决反对。有的车间工人知道后送上来的礼钱，都退了回去，参加我婚宴的只有厂里几个领导。父亲在家少言寡语，我也不善言谈，我们爷俩很少交流。虽然我当兵和参加工作都是他找人联系的，但联系之后后续怎么办他从来不过问，选择什么单位或岗位完全由自己决定。这也有一定的好处，从年轻时我就养成了特立独行的习惯。
1980年时，未婚妻还在粗瓷厂上班，她让我替她写一篇学习中央文件的心得体会。交上去以后，竟获得了党支部书记的好评，在全厂大会上予以了表扬。父亲知道是我替她写的，非常高兴，到家表扬了我，那是我长到二十多岁，第一次听到父亲对我的当面肯定。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转型遇到瓶颈，许多重要物资实施了双轨制，就是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相结合。一些有权的部门和人手里拿着计划指标，就可以倒卖，以此获取丰厚的报酬。比如一吨煤的计划价是5元，经过几次倒手，最终价达到近40元，其中批指标的，开条的，盖章的，过泵的，跑腿办事的等等，每一层都要加码，严重推高了价格。从生产原材料，到农副产品无一幸免，物价飞涨。许多企业弄不到计划指标，只能从这些“倒爷”中购买。更为严重的是掺杂使假现象非常严重，一些不法商人把煤炭中掺杂大量煤矸石，以次充优，通过行贿手段出售，助长了社会风气堕落。那段时间煤炭、石油、石蜡、水泥、矿粉、木材等原材料都成了硬通货。
粗瓷厂需要煤炭，购货的权利被上级主管部门掌握，造成产成品的成本大幅上扬，父亲只得组织管理人员研究下降成本的方法，最困难时期产品的利润接近为零。为了稳住青年就业，他们苦苦的支撑了许久。有一次父亲到家后非常生气，因为他们进的煤是上级指定的供应商，煤炭里掺杂了大量的矸石，致使炉温升不上去，造成生产过程终止。第二天，他亲自找到上级主管部门交涉此事。
妻子同事小于的丈夫崔先生跟着朋友当倒爷，有一天他找到我，让我和父亲说能不能用他们的煤炭，每吨返五元好处费。当时我也被这种经济形态搞昏了头脑，想趁机挣点钱。和父亲讲了以后，受到他的训斥。他说:“你好好上你的班，挣你的工资，不要跟着搞这些歪门邪道”。那个时期，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下海经商的，当倒爷的比比皆是。我觉得自己也不傻，趁着热闹去尝试一下，去挣点大钱也未必不可。当时也想了几条道欲尝试一下，但到最后还是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在单位踏踏实实的工作。1983年考上了党校，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父母在林西东工房居住的时候，家离粗瓷厂只有不到一公里的路程，搬到林西西小楼后，距离远了几倍。一年四季，无论是冰封雪雨，还是酷暑炎夏，父亲一年365天早出晚归，骑自行车风雨无阻。他爱工作胜过生命，他生活节俭但从不贪焚，不是他的一分钱也不收取。在第二岗位工作的九年多时间中，多次被评为唐山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现在想起来有些懊悔，粗瓷厂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让父亲到我家吃饭只有寥寥几次，岳父岳母和我父母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1984年我正在党校学习，得知父亲得了脑中风住进医院。赶回去去医院看他，正逢父亲厂里的同事在场，那时他讲话很不利索，但一直讲厂里下一步要做什么，注意哪些问题等等。其实那时我已经有预感，即使他出院了，办事处也不会再让他工作了，一方面是年龄已大，应该退出岗位了。另一方面大批的年轻干部上岗，有知识又年富力强，完全可以取代他们这一代了。
我结婚后就搬到了岳父岳母家里，没在父母膝前尽孝，父亲生病了，找机会补偿一下。党校上学每星期回家一天，为了在医院多看守父亲，和老师请了假不上晚自习，下课后就往家里跑，早晨五点骑自行车就赶赴学校。党校离家里25公里，一个单程至少两个多小时。母亲和父亲经常吵架，但当父亲真生病了的时候，最心焦的就是她。我回家的时候，母亲哭哭啼啼，担心父亲的病情，我们只得好言相劝、安抚。
有一天早晨赶往党校，天空下着小雪，骑车途经果各庄时正赶上草垛着火，草垛离的公路有100多米，仍感到一股股热浪迎面喷来，我停了下来，沐浴在滚滚热浪之中。心里五味杂陈，父亲健康的时候感觉一切都那么平常，而当父亲卧在床上的时候，才感觉父亲在家里的分量。那一刻，我的身心感觉疲惫极了。
幸好那次父亲得病不重，出院后能够自理。但他的角色从此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以父亲的另一种形象真正进入了家庭。
(七)余热之光
父亲在工作岗位上干了四十六年，虽然没创造丰功伟绩，平平淡淡，但践行了他的承诺，不与人争名利，立足本职，踏踏实实工作。父亲的前半生，单位是他的主战场，家庭是他的驿站，家里所有的事都由母亲主事。因为患了脑中风，彻底告别了他痴心奋斗的事业。父亲的回到家里后，一下子适应不了无所事事的环境，以前家事他几乎没管过，更不习惯整日待在家里，每天老早就起床出去遛弯，过了很长时间他才适应了这种环境，开始帮母亲买一些菜和粮食等。父亲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享受老干部的两个待遇，即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经济待遇就是退休后有固定的收入，那时候叫退休金不叫养老金，含有多种政策性补贴，由企业支付。政治待遇就是退休后个人的人事关系和党员关系纳入企离退休管理系统，享受参与政治学习，报销书报费，参观学习考察旅游等待遇。退休金不仅比解放后参加工作的人高，即使去世后所得到丧葬费也高于普通员工的几倍。父亲退休后被编入三工房党支部，每月一次上站学习。刚退休时，因为在粗瓷厂上临时工，关系纳入了地方支部，一直没到离退科上站，直到因病退出临时岗位之后，才正式参加了离退休支部活动。1983年到1987年，全国开展了一次整党运动，其主导思想是肃清文化大革命形成的左顷流毒，纠正党内存在的党性不纯，个别党员素质不高的问题。统一思想，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87年的一天，弟媳国华给我来打了电话，让我回家一次。原来是父亲有一张整党个人登记表让我帮他填一下，我趴在桌上填写后交给了他。过了一天，弟媳国华又给我打了电话，让我下班后回家一趟，说爸爸生气了。我一进门，父亲怒气冲冲的对我说:“让你给我填张表，你就这样敷衍了事吗？"我说:“爸，你已经退休了，何必这么认真？"。听到我的话他更怒了，指着我说:“共产党怎么有你这样的党员？你要是这样给党办事，你马上给我写退党申请”。我还要辩解，妈妈急忙把我推到一边。“你爸认真一辈子了，你可不能糊弄他，赶紧给你爸赔个不是，想法找张表来，给他认真填写一下"。无奈之下我对父亲说:“爸，你不要生气了，明天我想办法给你解决，行了吧”。第二天，我到厂组人部找张利华要了一张登记表，认认真真的填写，尤其谈总结收获那一栏，不仅密密麻麻写满了，而且认识很上位，父亲交上去以后受到了表扬，回到家里非常高兴。那一年开滦报社开展“党在我心中”征文活动，我就把这件事写下来投了稿，竟获得了第一名。父亲适应居家生活后，每天早晨帮母亲去买些菜，他起的很早，一般不到七点就买菜回来了。有一天他拎着一个包回了家，说是在路边捡到的。打开一看，是一套刚做好的双面卡其布中山服上衣和裤子。卡其布是一种由棉、毛、化学纤维混纺而成的织品，质地紧密，手感厚实，纹路明显，挺括耐穿，是当年十分推崇的布料。做一身这样的衣服，至少需要半个月的工资，母亲做了一辈子服装，对服装的布料研究可以说是专家。父亲和母亲商量，要赶紧找到丢失的人，以免人家着急。吃完中午饭，父亲没休息就下楼到电线杆和楼墙上看有没有失物招领贴子，转了几十处也没发现实物招领的帖子。 他又到老人扎堆儿的地方探听消息，转了四五处之后，果然有了线索。是住在机厂北楼苏培元小儿子昨天晚上丢失的，他马上和苏家取得联系，取走了丢失的衣服。如果找不到失主，父亲恐怕彻夜难眼了，老了以后，他变的有些小心眼了。我和弟弟及妹妹三家有四个小孩儿，但全是女孩儿。父亲虽然也盼望有个孙子或外孙，但对孙女及外孙女依然格外喜爱。孩子们到一起后怎么吵怎么闹，他也不烦。回想小的时候，管教孩子全是母亲的事。有时母亲急了，让他帮着管一管，他只是哼哼几声在一旁看着，对孙辈更是宠爱有加了。父亲表面上从来不亲密孩子，但从内心他是喜欢孩子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更内敛一些。母亲与父亲正好相反，虽然她的心地非常善良，仗义疏财，对子女子的付出甚至于舍得出生命。但母亲脾气急躁，易喜易怒，生性多疑，且言语比较刻薄。如果做形象比喻，母亲是一手喂着你吃肉，让你感觉到香。另一只手用棍子打着你，让你感觉到痛。而父亲对子女比较宽容，表扬的少，批评的也不多。所以，我们几个子女对父亲的印象要好于母亲。由此可见，当一个好的父母，仅有爱心还不行，还需要一定的艺术，毕竟每个人的需求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有精神心理层面的需求。1989年父亲第二次得了脑中风，恢复好了以后更加珍惜现有的时光。以前基本不做家务事，病好后一反常态，劈柴、运煤、生火、做饭、倒垃圾等样样都做。父亲蒸呛面馒头做的特好吃，每天早晨起来就发好面，中午给全家蒸出白白的大馒头。由于年龄大的缘故，父亲从那时起开始增加了一些新的病症，犯起病来浑身抽搐。经医院检查是心脑血管病的一种，叫阿斯综合征，几次住院治疗。父亲是离休干部，住在离休干部病房，条件比较好。但他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去住院，不愿给子女们添麻烦。有一次父亲和史正文叔叔住到了一间病房，史叔叔在矿上班期间就是父亲的助手，退休后都到粗瓷厂，给父亲当办事员。我结婚的时候，他忙里忙外，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史叔叔患有严重的尘肺病，去世的那时我就在他身边，他的脸憋得紫色，呼吸渐渐的衰竭，最后停止，看到此景真是心痛万分，爱莫能助。父亲躺在病床上用报纸档住脸不忍直视，悄悄落泪。有一次父亲又住院了，我想多为弟弟妹妹们分担些负担，承担起了夜间看护父亲的责任。我天生觉多，白天上班晚上看病人睡眠严重不足，疲倦至极，面色苍白，浑身无力，但我不向任何人讲，自己苦苦的坚持。母亲天生爱挑事，那天又挑了我一堆毛病，气的我心里憋了一个大疙瘩。母亲不只对我一个人这样，对弟弟妹妹比对我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妹妹吃了很多苦，还受了许多抱怨。那天晚上，我实在忍不住了向父亲诉起了苦。父亲听我说着，一言不语。当时我就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表态呢？当父母都去世了以后，才渐渐体会到了父亲的用心。母亲比父亲小十一岁，嫁给父亲的时候，父亲只是孑然一人在林西矿下煤窑，没房没钱没资产。母亲虽然算不上大家闺秀，但姥爷他们那一辈毕竟在天津风光过，有过富足生活的经历，要不是家庭发生巨变，绝对不会屈居到唐山林西这个地方。母亲勤俭持家，生儿育女，把一个贫穷的家庭过的红红火火。父亲能够入党提干，也全是母亲的功劳。对于这些父亲是铭记于心的，即使母亲有些毛病过错，父亲也是以感恩的心态从不计较。父亲退下来以后一直有一个回老家看看的愿望，但由于常常闹病，母亲和我们不让他回去。幸好三叔家的七弟长江，四叔家的兄弟文藏来到唐山看望父亲，让父亲有机会了解亲人们的情况。三叔住在黑龙江五常县，最后的一次见面是1973年奶奶去世的时候。和老家的亲人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76年，此后一直没见过面。
1998年2月份，我到矿山机械厂任支部书记，刚到任的第四天父亲突然去世了，当时给我的震撼如同天崩一样，因为太突然了，对母亲的打击更可想而知了。以前每次回家时，如果看不到父亲，我就问母亲爸爸去哪里了？父亲去世以后再回到家里，几次忘记父亲已经去世的事实，问父亲去哪里的话几次差点脱口而出。这时才深切的感受到，父亲就是家里的擎天柱。父亲去世不久，母亲又摔倒造成骶骨骨折，卧床将近一年，也在病痛中去世。这时才感觉到，一个有母爱温度的家没了。那里虽然还住着弟弟、弟媳和侄女，但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家了。几年前，写了几篇对母亲、姐姐、妹妹和堂兄的回忆，父亲的回忆也列入了计划。但由于父亲的经历过于波折，一直迟迟未动笔。
（八）骨肉亲情
对父亲的记忆如同缓缓溪水，绵绵不断。然由于时间过久，许多事情只是朦胧再现。在回忆父亲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是父亲在唐山的亲情。
父亲在唐山共有三家亲戚，地震后都见到了面，但此后关系确出现了分水岭。
表兄钱路珍(双田)是父亲的外甥，其实并非血缘之亲。早在上世纪初，爷爷奶奶发现了一个父母双亡流落街头的女孩，比奶奶小两三岁，盘道跟爷爷属叔侄辈，便以养女身份收养。几年后出嫁到钱家，生长子路珍，比父亲还大一岁，路珍表兄比父亲先到唐山下煤窑。路珍表兄非常讲礼节，逢年过节必到我家看望二舅。他比我母亲大12岁，但开口必称二妗子，毕恭毕敬。他家住在林西西工房，表嫂是本地人，朴实善良，二人育有一女四子。女儿小菊，经常到我家去，帮我母亲做活儿，有时还住下。长子小成，在林西浴池工作，取妻玉书。玉书出生于书香门第，文革时父亲和哥哥被打成右派。那个时候，有政治问题的家庭，男的难娶女的难嫁，小成各方面条件不好，却娶了才貌俱佳的妻子。表兄一家没什么文化，家里难免有些小矛盾，玉书经常找母亲唠叨他们家那些事。
地震以后，路珍表兄一家人到过我家，可能是各忙各的事，本来关系密切的亲戚渐渐疏远，直到父母去世，也没在往来。
1967年，路珍表兄的妹妹(称大表姐)还与我家有过一次奇特的往来。大表姐二女儿的大女儿，就是大表姐的外孙女，叫大妮，十六岁那年被村里一个三十岁的男人拐骗走了。报案四个月后，公社治安员截获了那个男人的家信，得知他们到了内蒙古包头一个叫什么旗的地方。同年，大表姐带着二女儿去找大妮。到包头下火车后，发现装钱、粮票和衣服的包被小偷盗走了，娘俩坐在火车站哭。值班警察过来打听情况，告诉她们要去的地方离火车站还有200里路，不通公交车，需要搭乘到包头来办事的马车，顺当了要走一天，不顺当还要走两天。娘俩一听发了愁，她们还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去吧去不得，回吧还没车票钱。后来车站领导给开了一封信，给了五块钱，让她们免费乘车回去。在火车上，她们向乘客们讨饭，先喂孩大人再吃，十分可怜。大表姐想起二舅在唐山市林西矿当干部，就在古冶下了火车，一路乞讨到了林西矿，找到了父亲。
那时候刚搬到东工房不久，生活不富裕，但相对大表姐还算富豪。记得大表姐让那小男孩跟我叫爷爷，羞得我赶紧跑了。她们在家里住了两三天，父亲给他们买了车票，给了些钱，让她们回老家了。
两年以后，大表姐带着闰女又去了内蒙，找到了大妮。但发现人家比在老家生活好许多。六七十年代，国家在内蒙古实施游牧民定居政策，需要建了一些村落，十分需要会建房的人。大妮的丈夫会木工，很受欢迎。那里土地广阔，牛羊肥壮，吃穿不愁。大妮己生了两个孩子，肚子里还怀着一个，现实情况己根本无法再回去，大表姐娘俩也己无力扭转了。
舅爷刘文生是父亲的亲娘舅，住在林西东工房五排，比父亲大九岁，是河南老家最早到唐山当挖煤工人的，住过锅伙，参加过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认识民族英雄节振国。舅奶也是河南人，夫妻二人朴实勤劳。舅爷退休后在南沙河边开荒种粮，每年秋收时还到附近农田捡拾花生、黄豆、玉米等。舅奶每年都给我家送些花生和豆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城市居民粮油定量供应，各家普遍粮油不足，而舅爷家从来不存在这个问题，全是靠舅爷舅奶的勤劳。唐山大地震时夫妻双双遇难。
舅爷夫妇育有两儿两女。长子忠义，东矿区工具厂工人，爱好武术，在当地很有名气，二十八岁时唐山大地震遇难，一直未婚。次子忠敏，唐山地震后参加工作，性格比较怪癖。长女秀荣，和我家关系最密切。曾上山下乡到沿海县区，后嫁到唐山郊区，育有一女一子，女儿震后患脑膜炎去世。震后一年秀荣大姑与前夫离婚，后嫁左毅。左毅是东矿区某厂技术工人，为人忠厚，勤劳质朴。改革开放后二人共同下海做生意，先开度量衡工具厂，后经营废旧机油回收再利用，生意做的虽然不太大，但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姑父左毅积劳成疾，60多岁就去世了。秀萍和忠敏个性都比较强，地震后我父母考虑到他的父母都已去世，做表兄表嫂的想承担起他们的父母责任，但二人向往自由，不愿有束缚，和我家渐行渐远。秀萍嫁给了邻居李锁柱，育有一儿，二人分别于2012年和2015年去世。
林西乔西街刘大爷是父亲的亲表兄，从我记事起就没见过大爷的面，和大妈非常熟识。大妈是唐山市本地人，质朴善良。育有二女一子。只知道他儿子叫年头，是个非常老实乖巧的大男孩。地震以后，年头表兄和表大娘到我家去了一次，以后就渐行渐远，断了来往。大概是1980年，开滦机厂党委宣传部来了一个新人，是从开滦报社调过来的，叫方宝珍，经聊天得知是表大爷的女婿。我十分尊敬的称他为姐夫，但方宝珍似乎对这门亲戚并不太重视，从来不与我不谈家里的事，即使我提起，他也只是敷衍几句。后来，我把称呼由姐夫改为方师傅了。几年后听说方宝珍因肝癌去世了，因为两家没有来往，故没得到音讯。
2009年，我在离退科当党总支书记，原机厂退休的李会师傅带着个女人找到我。他们夫妻准备把户口迁往北京，需要单位的证明材料。那个女人就是二表姐，原来她再嫁与李会军结为了夫妻，看情况他们夫妻二人生活还是蛮幸福的。因为忙着给办手续，忘记打听大妈和年头哥的情况了，目前也失去了联系。
★★★
2020年伊始，一场有史以来的最大瘟疫席卷全球，作为公民，恪尽职守的配合国家抗疫，宅在家中两月之久。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关注疫情的变化，先是由武汉、湖北到全国，然后是中国、日本、韩国、伊朗、意大利到美国，巨大的伤亡牵动着每一根神经，有时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尤其看到死去人数的飙升，深悟生命之脆弱，庆幸生在中国。由此也催生了自己抓紧给父亲写些回忆文字紧迫意识。
明年是父亲诞辰百年，作为儿女，无力再为父母在做任何事情，唯一能做的是写些文字作为纪念，将其发布于网络之中。此文不知会有多少人阅读，后代是否感兴趣，这都无所谓。安慰的是父亲的生平毕竟在网络中存在过，只要有兴趣，在世界的各地可以看到它。此文字在浩如烟海资讯中只是一粒尘埃，即使再微不足道，本人也就足矣，因为本人就很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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