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导航 网站首页>>老年茶馆>>

共有 594 位读者读过此文 【选择字体颜色】: 【字体:放大 正常 缩小】     【双击自动滚屏】【图片滚轮变焦】

姐姐是盏不灭的灯(刘立江)

发表日期:2020年9月1日   作者:刘立江

姐姐离开我们四十四年多了,唐山大地震夺去了她二十六岁年轻生命。四十多年差不多是两代人的时间了,岁月磨去了许多自然印迹,风雨抚平了坎坷沧桑。许多应刻骨铭心事件,渐渐淡出淡化甚至没灭。而惟独姐姐的身影总是那么清晰,深深镌刻在大脑的沟槽。

(一)

姐姐是强壮的。姐姐比我大五岁,在姐姐和我之间还有过一个女孩,一岁多时夭折。据母亲讲,那个孩子超级聪明,一周岁不仅会走路,还会讲简单的话。天津的大外公说这孩子是个“灵童",活不长,果然应了他的预言。相比这个孩子,姐姐显得笨拙多了。 从我记事起,姐姐是否聪明与笨拙不会判断,只觉得她很强壮。现在回想起来,只是小孩子仰视产生的感觉。姐姐身高一米六左右,不胖不瘦,黄色皮肤,在女性中十分平庸。

    俗话讲,会养儿先养女,意思是女孩子可以较早地承担家务。唐山大地震前,百分之九十以上住宅是平房,冬季没有暖气,全靠烧炕和洋炉子(铁炉子)取暖。临入冬时,家里买些煤泥拓成煤坯子,煤坯子便于存放容易点燃。父亲整天忙于工作,这些事情全部由母亲承担,姐姐自然是她的帮手。不记得是从哪年开始,只要母亲拓煤坯子,就是姐姐给她铲煤泥,弄得脸上手上脚上全是黑乎乎,脏兮兮的。我那时小,在一旁看着,听邻居们夸姐姐:“这丫头,还真有劲”。那时姐姐只有十几岁,买粮、扫房、搬运东西等都由她来干。

有一次唐山矿文艺宣传队来林西矿巡回演出,父亲拿回来两张票。这种情况肯定是姐姐带着我去,偏偏比我小一岁邻居的志永在我家,眼巴眼望求姐姐带他去,并说可以把他家自行给我们用,姐姐非常高兴的答应下来。我家没有自行车,也不知道姐姐什么时候,在哪里学会了骑自行车,骑一次自行车也是一件很渴望的事。

    吃罢晚上,姐姐让志永坐在大梁杆上,她骑上了自行车,我在后面跟跑几步,“噌”地一蹿坐在后座上,自行车左晃右晃蛇摆了几下就平稳下来。当骑到林西二工房上坡时,姐姐显得非常吃力,呼呼地喘粗气。坡度大概有十五度,长度一百多米。我说:“我下去吧!在后边追着你们”,姐姐说:“不要下去,我能骑上去"。自行车明显降低了速度,屁股离开座,两腿一圈一圈地挣扎。当骑到俱乐部门口时,浑身湿透了汗水,脸上浮起红晕,确骄傲的笑了起来,我们感觉姐姐真的很棒。那年头自行车是贵重物品,林西矿第二俱乐部被二工房及民房围着,大门口有存车处,专人管理。存车牌是同样编号的两只竹牌,,一只拴在车把上,一只交给存车人。取车时,两只竹牌的号码相同,才能放行。俱乐部门口挤满了人,都是想蹭票看演出的。那时候人们文化生活极度贫乏,从音乐戏曲到报纸书刊,既单调又少得可怜,能看上一场文艺演出,不啻于一顿美味大餐。

    因为只有两张票,姐姐把志永带进去,找好座位,让志永带着两张票出来找我,然后拿着两张票再进去,这是当年屡试不爽的办法。因为进门时只将副票撕掉,拿着主票可以找个理由进出,守门员也认不出来。开始我和志永挤在一个座位,不一会就受不了了,姐姐把位置让给志永,她在墙边过道站着看演出。俱乐部能容一千一百多人,但看演出的至少有一干三四百人,没座位的挤在两边和后面的过道。这些多出来的人,一部分和我们一样“技巧性"蹭票,另部分是守门员的熟人。唐山矿文艺宣传队是一支非常优秀的文艺队伍,但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节目内容以歌颂领袖和党为主,兼批刘邓,整场演出情绪亮亢,口号顶天。有合唱、男女对唱、独唱、舞蹈、快板书、山东快书、天津快板、河南坠子、三句半等。不论节目精彩与否,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人们一方面出于朴素感情,一方面源于精神生活的饥渴。演出结束从俱乐部出来,姐姐发现存车牌不见了,急忙回去找,幸好还挂在座位的扶手上。

也就是看了那次演出,对山东快书有过短暂的兴趣。邻居叔叔是山东人,会唱山东快书,我学着他的模样,用中指隔开两片铜板伴奏,模拟着山东口音学唱。那天我正学唱被姐姐看见,笑得她弯了腰,那是我看到姐姐最开心、最灿烂的一次笑容。

(二)

    姐姐是弟妹们天生的"慈母”。小妹妹一九六五年出生,一岁多时得了小儿麻痹症,母亲愁的哭了几场。一九六六年林西矿医院开设了针灸科,母亲带着去了几次就放弃了。不是母亲不想给小妹治病,而是她太劳累了。父亲是个工作狂,担任采煤区副区长,整年白天几乎看不到他的身影,我们兄弟姐妹五个,确实母亲操劳的。姐姐知道后坚决不同意放弃治疗,承担起了带小妹扎针灸的责任。

    扎针灸每隔一天一次,下午姐姐放弃上学,背着小妹去医院。林西矿医院离南工房有两公里多的路程,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从未阻挡过姐姐的步伐,不知摔了多少次跤。小妹行动不便,饮食粗粮多,缺乏肉油,造成大便干燥,姐姐帮母亲用发卡给小妹从肛门一点一点往外掏。有一天母亲说开塞露可以通便,姐姐闻听后拿起小妹的挂号证跑到医院,要来了几只开塞露。一天,姐姐带小妹扎针灸回来告诉母亲,医院新引进电灸,听说对治疗麻痹症效果比较好。母亲叹了一口气说:“算了吧!现在一个礼拜三次,你蹋课不少了”,姐姐说:“反正我也蹋课了,还是小妹治病重要”。

    针灸、电灸治了将近两年,小妹还是没能站起来,母亲决定放弃治疗。小妹虽然残疾,但天生聪慧,十分乖巧,哥哥姐姐们放学后都哄着她玩。一九六七年夏季的一个星期日,暴雨骤降,电闪雷鸣,小妹受到惊吓,突然站起来走了几步。当时全家非常兴奋,姐姐的眼里含满了泪水。

姐姐由于耽误课程太多,学习成绩从原来班里中上等降到了下等,小学毕业考试没达到初中录取分数线。一九六六年时,一般家庭对教育重视程度普遍不高,小学毕业不及格的人很多。政府为了让这部分学生的继续教育,开办了初中夜校。姐姐被十六中夜校录取,一年以后转为了正式初中。全家人深知,姐姐是被小妹耽误的。

在我当兵期间,给予我支持关怀最多的是姐姐,平均半个月一封信,也要求我每月至少给家写两封信。有一年忙于训练,连续两个月没给家里写信,母亲赶到部队把我大闹一场。后来姐姐写信跟我讲,如果半个月收不到你的信,妈妈就会整夜睡不着觉,甚至胡思乱想,担心你在部队出事。从那时起,我就深悟了“家书抵万金”的内涵。

我退伍参加工作时,姐姐在林西矿招待所当统计员。那时在食堂吃饭要用现金和粮票换成食堂专用饭票,细粮占20%左右。姐姐用她的细粮票给我买回馒头、包子或叉子火烧,让我上班当干粮,她自己吃粗粮。

母亲脾气不好,弟弟妹妹无论谁招惹了她,她总要先在姐姐身上发脾气,姐姐受了很多委屈,从没听到过抱怨。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或许是姐姐与小妹情缘未了,竟双双遇难,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埋葬时我提议将姐妹俩埋葬在一起,让她们永远相伴,姐姐给予妹妹照顾,妹妹给予姐姐快乐,骨相伴,魂相守。后来她们的墓地三次搬迁,我为她们买了墓地,永远安息在一起。

(三)

姐姐是忠孝至真的国家女儿。建国后至改革开放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有着坚定的忠诚度,姐姐就其中典型。“四清”和文革刚开始时,为了宣传领袖的最新最高指示,街道居委会组织人力宣传。工房区每一段放一个人,手拿纸卷的喇叭筒,接力传递宣传内容。每当街道安排我家出人,几乎全是姐姐去,领袖的一些语录背得烂熟。一九六七年红卫兵大串联,她和同学们去了四川、重庆、韶山等地,参观了白公馆、渣子洞、领袖出生地等。半个多月的出行,回到家里时己是面色土黄,瘦得厉害。既使这样,仍饱含泪水地向我们讲解国民党反动派是如何地残暴,江姐、许云峰等是如何地坚强,小萝卜头是怎样的可怜。

    休整几天,又去北京参加领袖接见,她是第八批被领袖接见的红卫兵。出发前一身绿色衣服,头戴绿色军帽,臂戴红卫兵袖章,身挎绿背包,背包上有母亲绣的红色五角星,精神抖擞。因为第一天要带干粮,母亲特意在玉米面里多加了点白面,蒸出来的发面饽饽松软了许多,带了几片咸菜。母亲还给了她五块钱,反复叮咛她要装好,不要饿着。姐姐连去带返共五天,回来时面黄饥瘦。她说许多招待所都接待红卫兵,吃的还挺好,就是住的不行。在火车站蹲了一夜,在北京一个中学的课桌上躺了两夜,在天安门广场蹲了一夜。更让她伤心的是没见到伟大领袖,广场太大,她们被安排到最边缘的地方,再加上学生们狂魔般的举动,天安门城楼站的人都没看清。她们又向学校提出适时再进京去见领袖的请求,由于那次狂热运动全国出了许多事故,进京活动被禁止了。

一九六八年,本来是经济活动的上山下乡被政治化了,成了当年高、初中毕业生的惟一正确选择,一些不配合的家庭被冠以"罪名",倍受折磨。姐姐毕业后,没和家里商量就报名下乡,她认为响应国家号召理所当然,况且那时父亲在承德支援军队搞基建,属革命干部家庭,理应义无反顾。报名后出了个小插曲:文革刚开始时,她和几个女同学认为原来的名字不红不专,纷纷改名,她由俊荣改为了丽红。上山下乡办公室组织材料时,对改的名字不予认可,无奈又改了回去。她下乡到了滦南县胡各庄,由于表现积极,很快成了生产骨干,在那里加入了共青团。

七十年代初,一些下乡青年返城参加工作。母亲对姐姐说:“找找领导,你也回来吧!”。姐姐不同意,要学习邢燕子,扎根农村一辈子。母亲气得哭了:“你爸爸不在家,你四个弟弟妹妹,全让我一个人管着,你要累死我呀!”。那时母亲一天最多睡三四个小时的觉,除了照顾孩子外,还到街道居委会领点零活到家里做,挣点钱补贴家用。零活主要是糊火柴盒、扎鞋垫等,弄一个晚上能挣一块多钱。姐姐同意了,找到林西矿领导,领导很快就答应了。因为让父亲去支援军队搞建设是矿上安排的,我家的实际困难他们很清楚。

姐姐返城参加工作后,先是在林西矿南门外大食堂,干过炊事员、售饭员,一九七四年调林西矿招待所当统计员。招待会是解放前日本人修建的“宴客厅”, 百姓称“洋客厅”,与三员司房、高尔夫球场相互配套,专供国内外高级管理人员居住及吃喝玩乐,解放后改为招待所,用于接待贵宾。姐姐工作认真,能吃苦耐劳,很受领导的好评,被纳入党员发展对象。地震的前几天,姐姐突然跑回家,将家里的一捆芹菜拿走了。原来招待所接待了一批伊斯兰客人,招待所里的蔬菜没有了,她想起家里前天买的芹菜。

(四)

姐姐的无缘婚姻。姐姐下乡的第二年,村里一个姓扬的男青年看上她,找到村里王常委说媒。王常委是村里最有头面的人物,“常委”是他的职务名称,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立过功,受过奖,复员后任人民公社党委常委。他找到姐姐说起此事,姐姐说这事要跟家里商量。几天后,小杨到家里来提亲,当时母亲感觉那个青年不错,很瘦但很精干,是村里青年突击队长,重点培养对象。因为不了解他家的具体情况,母亲当时没答应,说等我父亲回来商量一下。事后不知道是谁的一句话提醒了母亲,不能让闺女落在农村。那时候是否能回城还看不到任何一点希望,但就是这句话让母亲彻底绝断了姐姐嫁到农村的可能。因为最早是王常委提的媒,母亲带我去胡各庄见王常委解释此事。王常委开明豁达,加上父亲还在军队服务,有了一种天然的感情缘分,他非常理解母亲的想法。那次接触,竟成了朋友,他到唐山办事,还两次到我家探视。对姐姐也非常关照,姐姐回城后一直保持联系至她遇难。

我当兵的第二年探亲时,姐姐与东工房二十五排的罗大哥谈恋爱。罗大哥是林西矿井下工人,父亲早亡,母子相依为命。母亲要求姐姐必须守身如玉,他俩见面只能在我家,去他家必须天黑前回来,当时我就感到很奇怪。回部队后姐姐来信告诉我,她跟罗大哥黄了,因为母亲与罗大哥的母亲很不投缘,姐姐对母亲是言听计从的。

一九七六年三月份我复员回家,姐姐正与吴海相处,母亲非常纠结。她对吴海印象很好,但对他家庭很不满意,因为吴海有六个妹。担心小姑子多,关系不好处。她要求姐姐慎重考虑,万万没想到的是,姐姐的态度非常坚定,这让她非常生气。母亲征询我的看法,我说姐姐的婚事要由她自己做主。后来母亲和吴家人接触了一次,吴家的善良仁义感化了母亲。 正当两家紧锣密鼓做结婚准备的时候,一场天灾骤然降临,姐姐遇难了,吴海悲痛万分。他不相信姐姐会死,执意去医院抢救。我们用门板把姐姐抬到医院,医院倒塌严重,人去院空,找不到医生。在回来的路上,横七竖八地摆了许多遇难者,有时还要从他们身上迈过去。

姐姐历经波折,没能走入婚礼的殿堂,更没留下让我们牵肠的骨肉血脉。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一段阴婚风俗,就是给死人联姻,让他(她)在阴间有家有室,排遣孤寂。唐山大地震死亡二十四万多人,其中未婚男女很多,有人找到母亲,当时就被母亲拒绝了,我知道后也十分反对。姐姐和小妹是埋在一起的,永远不能让她们分开。

(五)

姐姐是什么?是慈母?是朋友?都不完全。其实一个好姐姐,是弟弟妹妹的旅途驿站和心灵港湾,我的姐姐就是这样。无论是我当兵期间,还是参加工作之后,给予我最多支持的不是父母,而是姐姐,遗憾的是,她在世的时候,没有清醒地感受和珍惜这一点。

姐姐刚遇难时,更多的亲情思念,因为她离去的太突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刻地感觉到,失去的不仅仅是亲人,更像是靠山和知音。

母亲突然失去两个女儿,常常一天哭几次,有时竟昏厥过去,这时才感觉姐姐在与不在对母亲的影响。几次在睡梦中惊醒,梦见姐姐衣着单薄,面带尘土,恍恍惚惚从面前走过。知道她己做鬼,但哪怕是鬼,也想拉住她,告诉她母亲是多么需要她,告诉她地震后家里发生的一切。

人进入社会后,会经遇各种各样的情况,不可能事事如意,这就产生了倾诉、探寻、讨论等心灵交换的需求。我是一九七六年五月份到开滦机厂支柱车间工作的,每天见到姐姐不等我说话,她就问这问那,用她的经验指点我。尤其要求我学好技术,不要怕吃苦等,对我这个初入企业的人给予了莫大的支持和安慰。仅仅两个多月后,就失去了姐姐这个良师益友。

地震后国家教育工作恢复了正常,初中同学陈辉约我参加高考,给我找来复习资料。有一天下班后正看书,母亲让我帮她烧火做饭,我迟疑了一会。母亲生气地说:“你这么大了,该找对象结婚了,还考什么学”,一气之下放弃了复习,陈辉同学考上了天津化工学院。那时候就想,如果姐姐在一定会支持我。有一年在单位受到了挫折,不想告诉父母,但又无处倾诉,心里非常苦恼。那天上夜班,休息的时候,我到空地躺了下来,仰望苍穹闪烁的群星,思绪才千。一颗流星飞过,脑海里竟认为那就是姐姐,她陨落了!让我永远失去倾诉和寻求心理慰藉的机会,泪水不自主淌了下来,第一次品味心理孤独的滋味。别人认为我是个坚强的人,其实在内心深处男人有时很脆弱。

结婚以后有了生活伴侣,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结婚后的头几年,妻子与母亲的关系尚在磨合之中,都认为夹缝中的这个男人“应为己有”。母亲虽然善良抒财,但性情多疑,善变气急。妻子是独生女,从小娇惯,胸无城府,心直口快。既使我用尽浑身解数,还是难免矛盾。母亲给儿媳留面,常常把不满发泄在我的身上。有一段时间心情沮丧,曾产生过各种各样的想法。那时,更加感觉姐姐的珍贵。

在我的周边有两位熟识的女人,堪称“姐姐"的典范。一位是亲如兄弟金利的妻子,一位是妹夫的姐姐。前者的弟弟妹妹视姐姐如智囊和驿站,家事外事都找姐姐商量。尤其是弟弟工作、家庭、婚姻等都遇到过问题,姐姐不仅在经济上帮助,更重要的是在心理给予了抚慰,使弟弟迈过了一道道坎坷。妹夫的姐姐更象一个慈母,给予了弟弟妹妹们无私的关爱。每当我看到这个场景,心中由衷地感叹,有姐姐真好!

姐姐们的身体可能柔弱,但姐姐们的情怀不乏伟岸!

(六)

姐姐的宝贵遗产。从我小时记事起,父母的朋友很多。父亲是河南人,解放前就来到唐山,很多同乡相互往来。母亲是天津人,在唐山一带天津“姐妹们儿”也很多。文革开始后,又增加了一些新朋友。但这些朋友不再是父母的同乡或工友,而是姐姐的朋友。这些朋友没有因为姐姐的遇难而中断,有的保持了数十年的往来,成了她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王翠环大姐比姐姐小两岁,同校不同级,放学后经常到我家玩。她父母王叔王婶与我家虽然都住在林西南工房,但彼此并不认识。

有一天,翠环到我家时两眼像刚刚哭过,母亲问她怎么回事。翠环说她妈妈不想活了,把全家愁坏了。母亲问为什么,她也回答不出来。母亲是个热心肠的人,让她把王婶带到我家,说有件衣服不知道怎么做,让她教一教。

王婶来了,两眼无光,脸色腊黄,神情暗淡。和母亲说了一会衣服的事就要回家,母亲是个急性子人,见王婶要走就直说了:“听翠环说,你这几天有心事,能不能跟我说说”。王婶听母亲问她,冲着翠环狠狠地瞪了一眼,欲怒又止,复而沮丧地坐在炕沿上无语。母亲让姐姐和翠环到外面去,我和妹妹弟弟在炕上玩。母亲对王婶说:“你就把我当姐姐,心里有话就说出来,不要憋屈着,会伤身体的”。王婶还是不肯说,过了好长时间,王婶眼泪涑涑地落了下来,她突然站起来对母亲说:“大嫂子,我不能说,说出来我更不想活了,丢死人了”,说完扭身走了。

几天之后,我放学到家。见王婶坐在我家,两眼通红。那天母亲留她在我家吃的饭,玉米渣粥。王婶临走时对母亲说:“大嫂子,这是我十几天来吃的最香的一次饭,你就是我的亲姐姐”,又流下了泪水。从那以后,王婶成了我家常客。在以后的交往中,王婶和王叔也给过我家许多无私的帮助。

王婶为什么哭?为什么要寻死?当时年幼无知的孩子不会去关心这些事。王婶去世后,我想起了发生在1966年的这件事,母亲这才将实情告诉了我。

王婶的娘家在唐山郊区,全家以务农为生,她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下面有四、五个弟弟妹妹,十分贫穷。有个堂姐,解放前在林西小山街当过妓女,解放后被政府救出苦海,从良嫁人,堂姐的遭遇在王婶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万没想到的是,堂姐的行为在她身上重演。

唐山解放三、四年后,社会安定,百姓生活逐步好转。煤矿工人很多是外乡人,有的人有妻室,有的人妻子在老家,还有很多是单身。安逸思淫事,有些空虚无聊的男性矿工开始寻求刺激,一些暗娼悄悄地行动起来。王婶娘家人口多,底子薄,生活极度贫困。堂姐利用自己过去的经验,竟带着她偷偷地当起了暗娼,一次能挣两、三块钱,对外声称是干活挣的钱。王婶父母见钱眼开,正愁家里怎么揭锅吃饭呢,对女儿的事也没仔细地过问。好景不长,堂姐被当地公安找去,狠狠地教育了一顿,断了挣钱的门路。

王婶的父母怕传出不好的名声,匆匆将其嫁出给王叔。婚后不足九个月,生下女儿翠环。王婶心生疑窦,觉得翠环不是王叔的血脉。那时候人们生育知识缺乏,认为只有男性胎儿才可能早产,女性胎儿一般延后产期。王叔没想那么多,但王婶一直心怀愧疚。

文革开始后,堂姐的事又被倒腾出来,被列入“地、富、反、坏、右”之列,堂姐格不住审讯,竟将堂妹也供了出来,郊区公社的专案组专门找王婶做了调查。这下可把王婶吓坏了,她觉得死到不可怕,万一让邻里们知道后就没脸见人了。

王婶毫无保留将实情告诉了母亲。母亲对她极力安慰,说这完全是生活所迫,更没有害人,相信她是个好人。对翠环不是王叔血脉一事也对母亲讲了,母亲也深信不疑。王婶听了这句话,内心敞亮了许多,生活的信心也足了。好在王婶的事至此为止,没受到追究。丈夫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一家人过得还算不错。

姐姐下乡时,王婶和翠环姐前来送行,王婶哭的比我母亲还厉害,翠环姐还专程到滦南县胡各庄看望过姐姐。

关于翠环不是王叔血脉一事,以前我也相信。2009年我搬到了黄楼小区,翠环大姐住在三工房,经常见到面。王叔住在南新区,上班途中也常遇到。偶然勾起了我的好奇心,细心观察他们父女的相貌。发现他家五个子女中,翠环大姐与王叔长的最像。尤其眼睛和牙齿,几乎是一个模具的产品。王叔左眼上和耳朵下的黑痦子,也准确地复制到了翠环大姐的脸上。越细观察,发现翠环大姐遗传了许多王叔的基因特征。我不能建议去做DNA,人家爷俩或许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但直观感觉,王婶误解了自己,而且终生未能释怀。

孙淑月大姐和姐姐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班同学,两人都是因为照顾弟弟妹妹耽误了学习,没考上初中,又同时进了十六中初中夜校。我家住在十八条,淑月住在十六条,上学时二人同来同去,成了好朋友。姐姐也经常去淑月家,还在她家吃过饭。

有一天淑月告诉我母亲,过几天他们一家就要回遵化县老家,不再回来了。那时候我家也有所耳闻,因为矿上文革领导小组要遣返一批“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家庭,回到原籍接受批斗。淑月的父亲富农出身,文革开始后接受审查。晚上,母亲和父亲商量怎么办。父亲那时也正在“洗手”,就是暂时解除干部职务,反思自己有没有问题,等待组织审查。如何对待孙叔一家的事,父亲心有余悸,迟迟没做表态。第二天晚上,母亲带着我去了孙叔家。孙叔孙婶见我母亲去了他家,非常惊异。“大嫂子,这个时候你咋还敢上我家来?”,母亲说,“这不天黑了吗,没事的”。孙婶赶紧把门关严。

南工房是解放前矿方修建的民居,叫小工房,专供工人家属居住。三间平房两家分,各占一间半房,俗称“对面屋”,中间的当厨房,这种格局的房一直到唐山地震后才消失。孙叔一家与“对面屋”关系处的不错,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闹得人与人之间增加了防范心,返乡的事一直没和“对面屋”讲。那时家庭财产十分简单,房是公家的,每人带一套行礼,再带点食物就可走遍天下,孙叔一家早已做好了回乡的准备。母亲给了孙婶十元钱和十斤粮票,一家人千恩万谢。我和母亲乘着夜色匆匆回家。

孙叔一家回乡时间不长,又回到了林西。孙叔的父亲是富农,孙叔只是子女,又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原籍不做处理,又让一家返回的原地。一家人虚惊一场,但最大的收获是,有了我母亲这样一个“危难之时见真情”的朋友。

上山下乡运动中,姐姐下乡到了滦南县胡各庄,淑月大姐去了遵化县老家回乡,七十年代初,都回城参加了工作。在姐姐和淑月大姐下乡期间,两家保持了热络的关系。姐姐地震遇难后,孙叔孙婶给了我母亲极大的关怀和安慰。孙叔孙婶去世比较早,当时给了我母亲很大的打击,孙婶出殡的那天,母亲没去,在家里整整哭了一天。

张素芝是姐姐参加工作后结识的工友,都在唐山市开滦林西矿大食堂工作,我们都叫她二姐。二姐热情善良,与姐姐非常投缘。二姐夫齐兆敏是转业军人,在东矿区粮食局工作,后来担任了领导职务至退休。为人豁达,善良仗义,深受职工和邻里的爱戴。地震前他们有一儿一女,可惜女儿生下来就先天智力障碍,虽然智力有问题,但肢体十分灵活,经常闹出一些非常危险的动作,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大负担,二姐夫妻愁得不知哭过多少次,但夫妻俩从未放弃对女儿的厚爱,一直竭心尽力地抚养。

由于姐姐和二姐关系好,两家父母也成了挚友。二姐的父亲是个理发员,母亲家务。老夫妻虽然一生贫穷,但一生与人为善。在我姐姐遇难后,老夫妻到我家安慰我的父母。二位老人病重期间,母亲给予了真诚的关怀和帮助。

二姐有个同母异父的大姐,与我家的关系也特别好,在林西东工房粮店工作。早年粮食定量供应,家家粮食都紧缺,每到放号的时候,人们就早早去排队去买粮。那时供应的粮食没有品牌,品质差异很大,比如大米有粳米和水稻米之分,面粉有黑白精细之差,味道及口感存在明显的差别。每一批粮食品质好坏,粮店的工作人员非常清楚。为了让我家买到品质稍好的粮食,大姐悄悄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去买。有时粮店供应一些定量之外的粮食,大姐就提前告诉我们,为我家改善生活品质给了很多帮助。母亲非常喜欢大姐的两个女儿,尤其二女儿小丽。小丽不仅长的俊俏,还特别懂事,每当学校放假时我家成了她必去之处。

大姐对我高度信任,家里遇事经常找我商量,有一件事让我终身难以忘怀。1994年她的大女儿小平因为受不了丈夫的虐待,提出离婚,大姐让我帮助出庭。当时我提出请律师,小平不同意。她说她受到的虐待是事实,有证据,起诉后庭长和工作人员对她很同情,几次法庭调查都非常支持她的诉求,不用请律师也不会输的。那天我陪同开庭,也是我第一次参与这种活动,让我完全想不到的是,判决的结果与原来想象完全相反。男方律师和法庭一致认为:他们家庭出现变故,完全是小平有不轨行为导致。小平出据了否定的证据,法庭完全不予理采,只拿男方的言词当证据。最后导致承担责任、经济损失、有理讲不出的判决结果,当时气得我差点精神崩溃,甚至怀疑起了人生。后来请律师申诉,大姐和小平又花了很多钱,但已无济于事。

在我姐姐去世后,大姐、二姐如同儿女一样关心我的父亲、母亲,在他们经济状况也不太好的情况下,还经常给送去食品、保健品等。父亲去世出殡的那天,大姐匍匐哭诉,久久伏地不起,感动了许多在场的人。

由姐姐关联起来的这些朋友,共同经历了生活困苦、政治动乱、经济转型等各个阶段,考验了人性。有的朋友相濡以沫,愈久弥坚。有的朋友情薄意浅,折戟沉沙。

李秀清大姐是姐姐小学和初中的同学,二人非常要好,由此也拉近了两家的关系。李叔李婶都是玉田县的人,朴实善良,为人本份。在南工房居住时,两家就开始相互往来。以后我家搬到了东工房,李叔一家搬到了建井工房。距离比以前略远了一点,孩子象走亲戚一样,每到假期都要串“亲戚”,有时还要住上几天。

李叔勤劳,秋天时常去“拾荒”,捡些粮食、花生、大豆等,不管他捡回来多少,总要给我母亲送过来一些。他家院里种了几棵柿子树,收果后,李婶年复一年的送过来让我父母品尝。非常有趣的是,送柿子几乎都是李婶,隔一段时间来一次。李婶一来母亲就不让她走,一呆就是一天,老姐俩总有说不完的话。其实我们都明白,李婶送柿子是噱头,找我母亲说说知心话才是本意。李婶身体不好,六十几岁就去世了,母亲提起来常常落泪。

李叔退休后经常遛弯到我家,一旦有几天不来,我父母就想的慌。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李叔早早就到我家帮忙,他主动洗猪肉,那细致、干净劲至今让我难以忘却。李叔去世的那天,我前去吊唁。见到李叔的灵棚,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跪在席垫上大哭了起来。想起李叔的为人,想起与我父母的交情,想起几十年的来来往往,也想起了我的姐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匍匐吊唁故人。

父辈的友好感情也传递到了我们这一代。和秀清大姐、秀华二姐,大兄弟志民、二兄弟志忠都保持了长年的往来关系。尤其志民结婚后,他妻子和女儿深受我母亲的喜爱。志民对我父母也尽了很大的孝心,在我母亲生病时,志民不辞劳苦来到家里给母亲送药、打针、输液,为母亲减轻了疾病带来的痛苦。

张荣大姐也是姐姐的朋友,在六十年代困难时期,两家相互帮助,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密切关系。张婶和我母亲有相似的地方,仗义疏财,爱挑事,脾气大,心灵手巧。他家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与我家相同,年龄相仿的几个孩子都成了好朋友。我家搬走后,两家如同亲戚相互走动,有事互相帮助。到了八十年代后,张婶逐渐疏远了我家。刚开始不知道什么原因,唯恐哪件事办的不好,让张婶不高兴。我和妹妹弟弟们结婚以后,第一个就去拜访张叔张婶。张叔还比较热情,但张婶特别冷淡。

有一天,张婶找到我的母亲,提出不让我们去给她拜年,两家要少些往来。母亲问为什么,张婶说:“我觉得我们混得很不如人,你们家的两个媳妇长的那么俊,都有工作,对你还那么孝顺。你看看我家的媳妇,跟你们家的差远了”。这时母亲才明白,原来是张婶的自尊心受到了无意的伤害。张婶的大儿子原来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工作中腰部受伤,留下了后遗症。娶了个农村户口的媳妇,媳妇先天性腰椎弯曲,一肩高一肩低,与张婶关系处得还不好,张婶觉得这个媳妇拿不出台面,由此不想与老朋友们相聚。

其实张婶的这个想法挺怪异的,她认为两家关系不错,各方面条件也应差不多,起码要对等,否则就不平衡。她大儿子儿媳,只是身体有些毛病,其他方面都很不错。三个女儿工作、婚姻都比较好,二女儿还是医生。偏偏张婶思维偏执,好高骛远,最终两家结束了密切往来。这些理由让人听起来可笑,但张婶确是认真的。

姐姐非常善良,在上学、下乡、工作期间交了很多朋友,在她遇难之后依然保持了来往,有的表示要向对待自己亲生父母一样对待我的父母。但母亲感情过于脆弱,见不得一些曾经与姐姐关系甚好的朋友。见一次痛哭一次,有些朋友逐渐退出了我家门。只有那些姐姐为桥梁而引为世交的朋友,保持了永久的关系,他们也成了我父母感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的姐姐,永远是悬在空中那永不熄灭的灯!

……怎么刚刚开始成熟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明白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时间不经用,怎么转眼之间就老了”。听着这首《一晃就老了》歌曲,品味着歌词中的内涵,不由衷地感叹时光的无情,更加怀念逝去的真情。

我们老了,但姐姐没老,永远定格在二十六岁的笑容。


 


 

0
  • 上一篇:大运河旁观今怀古(刘立江)
  • 下一篇:阅《灵山大佛》邮册(翁建中)
  • 相关专题:

  • 专题1信息无
  • 专题2信息无
  • 相关文章:

  • 没有相关文章
  • 相关评论:(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相关评论无]

    发表、查看更多关于该信息的评论 将本信息发给好友 打印本页

    | 网站地图 | 联系我们 | 帮助中心 |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