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是盏不灭的灯(刘立江）

姐姐离开我们四十四年多了，唐山大地震夺去了她二十六岁年轻生命。四十多年差不多是两代人的时间了，岁月磨去了许多自然印迹，风雨抚平了坎坷沧桑。许多应刻骨铭心事件，渐渐淡出淡化甚至没灭。而惟独姐姐的身影总是那么清晰，深深镌刻在大脑的沟槽。

(一）

姐姐是强壮的。姐姐比我大五岁，在姐姐和我之间还有过一个女孩，一岁多时夭折。据母亲讲，那个孩子超级聪明，一周岁不仅会走路，还会讲简单的话。天津的大外公说这孩子是个“灵童"，活不长，果然应了他的预言。相比这个孩子，姐姐显得笨拙多了。 从我记事起，姐姐是否聪明与笨拙不会判断，只觉得她很强壮。现在回想起来，只是小孩子仰视产生的感觉。姐姐身高一米六左右，不胖不瘦，黄色皮肤，在女性中十分平庸。

    俗话讲，会养儿先养女，意思是女孩子可以较早地承担家务。唐山大地震前，百分之九十以上住宅是平房，冬季没有暖气，全靠烧炕和洋炉子(铁炉子)取暖。临入冬时，家里买些煤泥拓成煤坯子，煤坯子便于存放容易点燃。父亲整天忙于工作，这些事情全部由母亲承担，姐姐自然是她的帮手。不记得是从哪年开始，只要母亲拓煤坯子，就是姐姐给她铲煤泥，弄得脸上手上脚上全是黑乎乎，脏兮兮的。我那时小，在一旁看着，听邻居们夸姐姐：“这丫头，还真有劲”。那时姐姐只有十几岁，买粮、扫房、搬运东西等都由她来干。

有一次唐山矿文艺宣传队来林西矿巡回演出，父亲拿回来两张票。这种情况肯定是姐姐带着我去，偏偏比我小一岁邻居的志永在我家，眼巴眼望求姐姐带他去，并说可以把他家自行给我们用，姐姐非常高兴的答应下来。我家没有自行车，也不知道姐姐什么时候，在哪里学会了骑自行车，骑一次自行车也是一件很渴望的事。

    吃罢晚上，姐姐让志永坐在大梁杆上，她骑上了自行车，我在后面跟跑几步，“噌”地一蹿坐在后座上，自行车左晃右晃蛇摆了几下就平稳下来。当骑到林西二工房上坡时，姐姐显得非常吃力，呼呼地喘粗气。坡度大概有十五度，长度一百多米。我说:“我下去吧！在后边追着你们”，姐姐说:“不要下去，我能骑上去"。自行车明显降低了速度，屁股离开座，两腿一圈一圈地挣扎。当骑到俱乐部门口时，浑身湿透了汗水，脸上浮起红晕，确骄傲的笑了起来，我们感觉姐姐真的很棒。那年头自行车是贵重物品，林西矿第二俱乐部被二工房及民房围着，大门口有存车处，专人管理。存车牌是同样编号的两只竹牌，，一只拴在车把上，一只交给存车人。取车时，两只竹牌的号码相同，才能放行。俱乐部门口挤满了人，都是想蹭票看演出的。那时候人们文化生活极度贫乏，从音乐戏曲到报纸书刊，既单调又少得可怜，能看上一场文艺演出，不啻于一顿美味大餐。

    因为只有两张票，姐姐把志永带进去，找好座位，让志永带着两张票出来找我，然后拿着两张票再进去，这是当年屡试不爽的办法。因为进门时只将副票撕掉，拿着主票可以找个理由进出，守门员也认不出来。开始我和志永挤在一个座位，不一会就受不了了，姐姐把位置让给志永，她在墙边过道站着看演出。俱乐部能容一千一百多人，但看演出的至少有一干三四百人，没座位的挤在两边和后面的过道。这些多出来的人，一部分和我们一样“技巧性"蹭票，另部分是守门员的熟人。唐山矿文艺宣传队是一支非常优秀的文艺队伍，但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节目内容以歌颂领袖和党为主，兼批刘邓，整场演出情绪亮亢，口号顶天。有合唱、男女对唱、独唱、舞蹈、快板书、山东快书、天津快板、河南坠子、三句半等。不论节目精彩与否，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人们一方面出于朴素感情，一方面源于精神生活的饥渴。演出结束从俱乐部出来，姐姐发现存车牌不见了，急忙回去找，幸好还挂在座位的扶手上。

也就是看了那次演出，对山东快书有过短暂的兴趣。邻居叔叔是山东人，会唱山东快书，我学着他的模样，用中指隔开两片铜板伴奏，模拟着山东口音学唱。那天我正学唱被姐姐看见，笑得她弯了腰，那是我看到姐姐最开心、最灿烂的一次笑容。

(二)

    姐姐是弟妹们天生的"慈母”。小妹妹一九六五年出生，一岁多时得了小儿麻痹症，母亲愁的哭了几场。一九六六年林西矿医院开设了针灸科，母亲带着去了几次就放弃了。不是母亲不想给小妹治病，而是她太劳累了。父亲是个工作狂，担任采煤区副区长，整年白天几乎看不到他的身影，我们兄弟姐妹五个，确实夠母亲操劳的。姐姐知道后坚决不同意放弃治疗，承担起了带小妹扎针灸的责任。

    扎针灸每隔一天一次，下午姐姐放弃上学，背着小妹去医院。林西矿医院离南工房有两公里多的路程，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从未阻挡过姐姐的步伐，不知摔了多少次跤。小妹行动不便，饮食粗粮多，缺乏肉油，造成大便干燥，姐姐帮母亲用发卡给小妹从肛门一点一点往外掏。有一天母亲说开塞露可以通便，姐姐闻听后拿起小妹的挂号证跑到医院，要来了几只开塞露。一天，姐姐带小妹扎针灸回来告诉母亲，医院新引进电灸，听说对治疗麻痹症效果比较好。母亲叹了一口气说:“算了吧！现在一个礼拜三次，你蹋课不少了”，姐姐说:“反正我也蹋课了，还是小妹治病重要”。

    针灸、电灸治了将近两年，小妹还是没能站起来，母亲决定放弃治疗。小妹虽然残疾，但天生聪慧，十分乖巧，哥哥姐姐们放学后都哄着她玩。一九六七年夏季的一个星期日，暴雨骤降，电闪雷鸣，小妹受到惊吓，突然站起来走了几步。当时全家非常兴奋，姐姐的眼里含满了泪水。

姐姐由于耽误课程太多，学习成绩从原来班里中上等降到了下等，小学毕业考试没达到初中录取分数线。一九六六年时，一般家庭对教育重视程度普遍不高，小学毕业不及格的人很多。政府为了让这部分学生的继续教育，开办了初中夜校。姐姐被十六中夜校录取，一年以后转为了正式初中。全家人深知，姐姐是被小妹耽误的。

在我当兵期间，给予我支持关怀最多的是姐姐，平均半个月一封信，也要求我每月至少给家写两封信。有一年忙于训练，连续两个月没给家里写信，母亲赶到部队把我大闹一场。后来姐姐写信跟我讲，如果半个月收不到你的信，妈妈就会整夜睡不着觉，甚至胡思乱想，担心你在部队出事。从那时起，我就深悟了“家书抵万金”的内涵。

我退伍参加工作时，姐姐在林西矿招待所当统计员。那时在食堂吃饭要用现金和粮票换成食堂专用饭票，细粮占20%左右。姐姐用她的细粮票给我买回馒头、包子或叉子火烧，让我上班当干粮，她自己吃粗粮。

母亲脾气不好，弟弟妹妹无论谁招惹了她，她总要先在姐姐身上发脾气，姐姐受了很多委屈，从没听到过抱怨。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或许是姐姐与小妹情缘未了，竟双双遇难，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埋葬时我提议将姐妹俩埋葬在一起，让她们永远相伴，姐姐给予妹妹照顾，妹妹给予姐姐快乐，骨相伴，魂相守。后来她们的墓地三次搬迁，我为她们买了墓地，永远安息在一起。

(三)

姐姐是忠孝至真的国家女儿。建国后至改革开放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有着坚定的忠诚度，姐姐就其中典型。“四清”和文革刚开始时，为了宣传领袖的最新最高指示，街道居委会组织人力宣传。工房区每一段放一个人，手拿纸卷的喇叭筒，接力传递宣传内容。每当街道安排我家出人，几乎全是姐姐去，领袖的一些语录背得烂熟。一九六七年红卫兵大串联，她和同学们去了四川、重庆、韶山等地，参观了白公馆、渣子洞、领袖出生地等。半个多月的出行，回到家里时己是面色土黄，瘦得厉害。既使这样，仍饱含泪水地向我们讲解国民党反动派是如何地残暴，江姐、许云峰等是如何地坚强，小萝卜头是怎样的可怜。

    休整几天，又去北京参加领袖接见，她是第八批被领袖接见的红卫兵。出发前一身绿色衣服，头戴绿色军帽，臂戴红卫兵袖章，身挎绿背包，背包上有母亲绣的红色五角星，精神抖擞。因为第一天要带干粮，母亲特意在玉米面里多加了点白面，蒸出来的发面饽饽松软了许多，带了几片咸菜。母亲还给了她五块钱，反复叮咛她要装好，不要饿着。姐姐连去带返共五天，回来时面黄饥瘦。她说许多招待所都接待红卫兵，吃的还挺好，就是住的不行。在火车站蹲了一夜，在北京一个中学的课桌上躺了两夜，在天安门广场蹲了一夜。更让她伤心的是没见到伟大领袖，广场太大，她们被安排到最边缘的地方，再加上学生们狂魔般的举动，天安门城楼站的人都没看清。她们又向学校提出适时再进京去见领袖的请求，由于那次狂热运动全国出了许多事故，进京活动被禁止了。

一九六八年，本来是经济活动的上山下乡被政治化了，成了当年高、初中毕业生的惟一正确选择，一些不配合的家庭被冠以"罪名"，倍受折磨。姐姐毕业后，没和家里商量就报名下乡，她认为响应国家号召理所当然，况且那时父亲在承德支援军队搞基建，属革命干部家庭，理应义无反顾。报名后出了个小插曲：文革刚开始时，她和几个女同学认为原来的名字不红不专，纷纷改名，她由俊荣改为了丽红。上山下乡办公室组织材料时，对改的名字不予认可，无奈又改了回去。她下乡到了滦南县胡各庄，由于表现积极，很快成了生产骨干，在那里加入了共青团。

七十年代初，一些下乡青年返城参加工作。母亲对姐姐说：“找找领导，你也回来吧！”。姐姐不同意，要学习邢燕子，扎根农村一辈子。母亲气得哭了：“你爸爸不在家，你四个弟弟妹妹，全让我一个人管着，你要累死我呀！”。那时母亲一天最多睡三四个小时的觉，除了照顾孩子外，还到街道居委会领点零活到家里做，挣点钱补贴家用。零活主要是糊火柴盒、扎鞋垫等，弄一个晚上能挣一块多钱。姐姐同意了，找到林西矿领导，领导很快就答应了。因为让父亲去支援军队搞建设是矿上安排的，我家的实际困难他们很清楚。

姐姐返城参加工作后，先是在林西矿南门外大食堂，干过炊事员、售饭员，一九七四年调林西矿招待所当统计员。招待会是解放前日本人修建的“宴客厅”， 百姓称“洋客厅”，与三员司房、高尔夫球场相互配套，专供国内外高级管理人员居住及吃喝玩乐，解放后改为招待所，用于接待贵宾。姐姐工作认真，能吃苦耐劳，很受领导的好评，被纳入党员发展对象。地震的前几天，姐姐突然跑回家，将家里的一捆芹菜拿走了。原来招待所接待了一批伊斯兰客人，招待所里的蔬菜没有了，她想起家里前天买的芹菜。

（四）

姐姐的无缘婚姻。姐姐下乡的第二年，村里一个姓扬的男青年看上她，找到村里王常委说媒。王常委是村里最有头面的人物，“常委”是他的职务名称，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立过功，受过奖，复员后任人民公社党委常委。他找到姐姐说起此事，姐姐说这事要跟家里商量。几天后，小杨到家里来提亲，当时母亲感觉那个青年不错，很瘦但很精干，是村里青年突击队长，重点培养对象。因为不了解他家的具体情况，母亲当时没答应，说等我父亲回来商量一下。事后不知道是谁的一句话提醒了母亲，不能让闺女落在农村。那时候是否能回城还看不到任何一点希望，但就是这句话让母亲彻底绝断了姐姐嫁到农村的可能。因为最早是王常委提的媒，母亲带我去胡各庄见王常委解释此事。王常委开明豁达，加上父亲还在军队服务，有了一种天然的感情缘分，他非常理解母亲的想法。那次接触，竟成了朋友，他到唐山办事，还两次到我家探视。对姐姐也非常关照，姐姐回城后一直保持联系至她遇难。

我当兵的第二年探亲时，姐姐与东工房二十五排的罗大哥谈恋爱。罗大哥是林西矿井下工人，父亲早亡，母子相依为命。母亲要求姐姐必须守身如玉，他俩见面只能在我家，去他家必须天黑前回来，当时我就感到很奇怪。回部队后姐姐来信告诉我，她跟罗大哥黄了，因为母亲与罗大哥的母亲很不投缘，姐姐对母亲是言听计从的。

一九七六年三月份我复员回家，姐姐正与吴海相处，母亲非常纠结。她对吴海印象很好，但对他家庭很不满意，因为吴海有六个妹。担心小姑子多，关系不好处。她要求姐姐慎重考虑，万万没想到的是，姐姐的态度非常坚定，这让她非常生气。母亲征询我的看法，我说姐姐的婚事要由她自己做主。后来母亲和吴家人接触了一次，吴家的善良仁义感化了母亲。 正当两家紧锣密鼓做结婚准备的时候，一场天灾骤然降临，姐姐遇难了，吴海悲痛万分。他不相信姐姐会死，执意去医院抢救。我们用门板把姐姐抬到医院，医院倒塌严重，人去院空，找不到医生。在回来的路上，横七竖八地摆了许多遇难者，有时还要从他们身上迈过去。

姐姐历经波折，没能走入婚礼的殿堂，更没留下让我们牵肠的骨肉血脉。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一段阴婚风俗，就是给死人联姻，让他(她)在阴间有家有室，排遣孤寂。唐山大地震死亡二十四万多人，其中未婚男女很多，有人找到母亲，当时就被母亲拒绝了，我知道后也十分反对。姐姐和小妹是埋在一起的，永远不能让她们分开。

(五)

姐姐是什么？是慈母?是朋友?都不完全。其实一个好姐姐，是弟弟妹妹的旅途驿站和心灵港湾，我的姐姐就是这样。无论是我当兵期间，还是参加工作之后，给予我最多支持的不是父母，而是姐姐，遗憾的是，她在世的时候，没有清醒地感受和珍惜这一点。

姐姐刚遇难时，更多的亲情思念，因为她离去的太突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刻地感觉到，失去的不仅仅是亲人，更像是靠山和知音。

母亲突然失去两个女儿，常常一天哭几次，有时竟昏厥过去，这时才感觉姐姐在与不在对母亲的影响。几次在睡梦中惊醒，梦见姐姐衣着单薄，面带尘土，恍恍惚惚从面前走过。知道她己做鬼，但哪怕是鬼，也想拉住她，告诉她母亲是多么需要她，告诉她地震后家里发生的一切。

人进入社会后，会经遇各种各样的情况，不可能事事如意，这就产生了倾诉、探寻、讨论等心灵交换的需求。我是一九七六年五月份到开滦机厂支柱车间工作的，每天见到姐姐不等我说话，她就问这问那，用她的经验指点我。尤其要求我学好技术，不要怕吃苦等，对我这个初入企业的人给予了莫大的支持和安慰。仅仅两个多月后，就失去了姐姐这个良师益友。

地震后国家教育工作恢复了正常，初中同学陈辉约我参加高考，给我找来复习资料。有一天下班后正看书，母亲让我帮她烧火做饭，我迟疑了一会。母亲生气地说:“你这么大了，该找对象结婚了，还考什么学”，一气之下放弃了复习，陈辉同学考上了天津化工学院。那时候就想，如果姐姐在一定会支持我。有一年在单位受到了挫折，不想告诉父母，但又无处倾诉，心里非常苦恼。那天上夜班，休息的时候，我到空地躺了下来，仰望苍穹闪烁的群星，思绪才千。一颗流星飞过，脑海里竟认为那就是姐姐，她陨落了！让我永远失去倾诉和寻求心理慰藉的机会，泪水不自主淌了下来，第一次品味心理孤独的滋味。别人认为我是个坚强的人，其实在内心深处男人有时很脆弱。

结婚以后有了生活伴侣，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结婚后的头几年，妻子与母亲的关系尚在磨合之中，都认为夹缝中的这个男人“应为己有”。母亲虽然善良抒财，但性情多疑，善变气急。妻子是独生女，从小娇惯，胸无城府，心直口快。既使我用尽浑身解数，还是难免矛盾。母亲给儿媳留面，常常把不满发泄在我的身上。有一段时间心情沮丧，曾产生过各种各样的想法。那时，更加感觉姐姐的珍贵。

在我的周边有两位熟识的女人，堪称“姐姐"的典范。一位是亲如兄弟金利的妻子，一位是妹夫的姐姐。前者的弟弟妹妹视姐姐如智囊和驿站，家事外事都找姐姐商量。尤其是弟弟工作、家庭、婚姻等都遇到过问题，姐姐不仅在经济上帮助，更重要的是在心理给予了抚慰，使弟弟迈过了一道道坎坷。妹夫的姐姐更象一个慈母，给予了弟弟妹妹们无私的关爱。每当我看到这个场景，心中由衷地感叹，有姐姐真好！

姐姐们的身体可能柔弱，但姐姐们的情怀不乏伟岸！

（六）

姐姐的宝贵遗产。从我小时记事起，父母的朋友很多。父亲是河南人，解放前就来到唐山，很多同乡相互往来。母亲是天津人，在唐山一带天津“姐妹们儿”也很多。文革开始后，又增加了一些新朋友。但这些朋友不再是父母的同乡或工友，而是姐姐的朋友。这些朋友没有因为姐姐的遇难而中断，有的保持了数十年的往来，成了她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王翠环大姐比姐姐小两岁，同校不同级，放学后经常到我家玩。她父母王叔王婶与我家虽然都住在林西南工房，但彼此并不认识。

有一天，翠环到我家时两眼像刚刚哭过，母亲问她怎么回事。翠环说她妈妈不想活了，把全家愁坏了。母亲问为什么，她也回答不出来。母亲是个热心肠的人，让她把王婶带到我家，说有件衣服不知道怎么做，让她教一教。

王婶来了，两眼无光，脸色腊黄，神情暗淡。和母亲说了一会衣服的事就要回家，母亲是个急性子人，见王婶要走就直说了：“听翠环说，你这几天有心事，能不能跟我说说”。王婶听母亲问她，冲着翠环狠狠地瞪了一眼，欲怒又止，复而沮丧地坐在炕沿上无语。母亲让姐姐和翠环到外面去，我和妹妹弟弟在炕上玩。母亲对王婶说：“你就把我当姐姐，心里有话就说出来，不要憋屈着，会伤身体的”。王婶还是不肯说，过了好长时间，王婶眼泪涑涑地落了下来，她突然站起来对母亲说：“大嫂子，我不能说，说出来我更不想活了，丢死人了”，说完扭身走了。

几天之后，我放学到家。见王婶坐在我家，两眼通红。那天母亲留她在我家吃的饭，玉米渣粥。王婶临走时对母亲说：“大嫂子，这是我十几天来吃的最香的一次饭，你就是我的亲姐姐”，又流下了泪水。从那以后，王婶成了我家常客。在以后的交往中，王婶和王叔也给过我家许多无私的帮助。

王婶为什么哭？为什么要寻死？当时年幼无知的孩子不会去关心这些事。王婶去世后，我想起了发生在1966年的这件事，母亲这才将实情告诉了我。

王婶的娘家在唐山郊区，全家以务农为生，她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下面有四、五个弟弟妹妹，十分贫穷。有个堂姐，解放前在林西小山街当过妓女，解放后被政府救出苦海，从良嫁人，堂姐的遭遇在王婶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万没想到的是，堂姐的行为在她身上重演。

唐山解放三、四年后，社会安定，百姓生活逐步好转。煤矿工人很多是外乡人，有的人有妻室，有的人妻子在老家，还有很多是单身。安逸思淫事，有些空虚无聊的男性矿工开始寻求刺激，一些暗娼悄悄地行动起来。王婶娘家人口多，底子薄，生活极度贫困。堂姐利用自己过去的经验，竟带着她偷偷地当起了暗娼，一次能挣两、三块钱，对外声称是干活挣的钱。王婶父母见钱眼开，正愁家里怎么揭锅吃饭呢，对女儿的事也没仔细地过问。好景不长，堂姐被当地公安找去，狠狠地教育了一顿，断了挣钱的门路。

王婶的父母怕传出不好的名声，匆匆将其嫁出给王叔。婚后不足九个月，生下女儿翠环。王婶心生疑窦，觉得翠环不是王叔的血脉。那时候人们生育知识缺乏，认为只有男性胎儿才可能早产，女性胎儿一般延后产期。王叔没想那么多，但王婶一直心怀愧疚。

文革开始后，堂姐的事又被倒腾出来，被列入“地、富、反、坏、右”之列，堂姐格不住审讯，竟将堂妹也供了出来，郊区公社的专案组专门找王婶做了调查。这下可把王婶吓坏了，她觉得死到不可怕，万一让邻里们知道后就没脸见人了。

王婶毫无保留将实情告诉了母亲。母亲对她极力安慰，说这完全是生活所迫，更没有害人，相信她是个好人。对翠环不是王叔血脉一事也对母亲讲了，母亲也深信不疑。王婶听了这句话，内心敞亮了许多，生活的信心也足了。好在王婶的事至此为止，没受到追究。丈夫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一家人过得还算不错。

姐姐下乡时，王婶和翠环姐前来送行，王婶哭的比我母亲还厉害，翠环姐还专程到滦南县胡各庄看望过姐姐。

关于翠环不是王叔血脉一事，以前我也相信。2009年我搬到了黄楼小区，翠环大姐住在三工房，经常见到面。王叔住在南新区，上班途中也常遇到。偶然勾起了我的好奇心，细心观察他们父女的相貌。发现他家五个子女中，翠环大姐与王叔长的最像。尤其眼睛和牙齿，几乎是一个模具的产品。王叔左眼上和耳朵下的黑痦子，也准确地复制到了翠环大姐的脸上。越细观察，发现翠环大姐遗传了许多王叔的基因特征。我不能建议去做DNA，人家爷俩或许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但直观感觉，王婶误解了自己，而且终生未能释怀。

孙淑月大姐和姐姐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班同学，两人都是因为照顾弟弟妹妹耽误了学习，没考上初中，又同时进了十六中初中夜校。我家住在十八条，淑月住在十六条，上学时二人同来同去，成了好朋友。姐姐也经常去淑月家，还在她家吃过饭。

有一天淑月告诉我母亲，过几天他们一家就要回遵化县老家，不再回来了。那时候我家也有所耳闻，因为矿上文革领导小组要遣返一批“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家庭，回到原籍接受批斗。淑月的父亲富农出身，文革开始后接受审查。晚上，母亲和父亲商量怎么办。父亲那时也正在“洗手”，就是暂时解除干部职务，反思自己有没有问题，等待组织审查。如何对待孙叔一家的事，父亲心有余悸，迟迟没做表态。第二天晚上，母亲带着我去了孙叔家。孙叔孙婶见我母亲去了他家，非常惊异。“大嫂子，这个时候你咋还敢上我家来？”，母亲说，“这不天黑了吗，没事的”。孙婶赶紧把门关严。

南工房是解放前矿方修建的民居，叫小工房，专供工人家属居住。三间平房两家分，各占一间半房，俗称“对面屋”，中间的当厨房，这种格局的房一直到唐山地震后才消失。孙叔一家与“对面屋”关系处的不错，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闹得人与人之间增加了防范心，返乡的事一直没和“对面屋”讲。那时家庭财产十分简单，房是公家的，每人带一套行礼，再带点食物就可走遍天下，孙叔一家早已做好了回乡的准备。母亲给了孙婶十元钱和十斤粮票，一家人千恩万谢。我和母亲乘着夜色匆匆回家。

孙叔一家回乡时间不长，又回到了林西。孙叔的父亲是富农，孙叔只是子女，又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原籍不做处理，又让一家返回的原地。一家人虚惊一场，但最大的收获是，有了我母亲这样一个“危难之时见真情”的朋友。

上山下乡运动中，姐姐下乡到了滦南县胡各庄，淑月大姐去了遵化县老家回乡，七十年代初，都回城参加了工作。在姐姐和淑月大姐下乡期间，两家保持了热络的关系。姐姐地震遇难后，孙叔孙婶给了我母亲极大的关怀和安慰。孙叔孙婶去世比较早，当时给了我母亲很大的打击，孙婶出殡的那天，母亲没去，在家里整整哭了一天。

张素芝是姐姐参加工作后结识的工友，都在唐山市开滦林西矿大食堂工作，我们都叫她二姐。二姐热情善良，与姐姐非常投缘。二姐夫齐兆敏是转业军人，在东矿区粮食局工作，后来担任了领导职务至退休。为人豁达，善良仗义，深受职工和邻里的爱戴。地震前他们有一儿一女，可惜女儿生下来就先天智力障碍，虽然智力有问题，但肢体十分灵活，经常闹出一些非常危险的动作，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大负担，二姐夫妻愁得不知哭过多少次，但夫妻俩从未放弃对女儿的厚爱，一直竭心尽力地抚养。

由于姐姐和二姐关系好，两家父母也成了挚友。二姐的父亲是个理发员，母亲家务。老夫妻虽然一生贫穷，但一生与人为善。在我姐姐遇难后，老夫妻到我家安慰我的父母。二位老人病重期间，母亲给予了真诚的关怀和帮助。

二姐有个同母异父的大姐，与我家的关系也特别好，在林西东工房粮店工作。早年粮食定量供应，家家粮食都紧缺，每到放号的时候，人们就早早去排队去买粮。那时供应的粮食没有品牌，品质差异很大，比如大米有粳米和水稻米之分，面粉有黑白精细之差，味道及口感存在明显的差别。每一批粮食品质好坏，粮店的工作人员非常清楚。为了让我家买到品质稍好的粮食，大姐悄悄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去买。有时粮店供应一些定量之外的粮食，大姐就提前告诉我们，为我家改善生活品质给了很多帮助。母亲非常喜欢大姐的两个女儿，尤其二女儿小丽。小丽不仅长的俊俏，还特别懂事，每当学校放假时我家成了她必去之处。

大姐对我高度信任，家里遇事经常找我商量，有一件事让我终身难以忘怀。1994年她的大女儿小平因为受不了丈夫的虐待，提出离婚，大姐让我帮助出庭。当时我提出请律师，小平不同意。她说她受到的虐待是事实，有证据，起诉后庭长和工作人员对她很同情，几次法庭调查都非常支持她的诉求，不用请律师也不会输的。那天我陪同开庭，也是我第一次参与这种活动，让我完全想不到的是，判决的结果与原来想象完全相反。男方律师和法庭一致认为：他们家庭出现变故，完全是小平有不轨行为导致。小平出据了否定的证据，法庭完全不予理采，只拿男方的言词当证据。最后导致承担责任、经济损失、有理讲不出的判决结果，当时气得我差点精神崩溃，甚至怀疑起了人生。后来请律师申诉，大姐和小平又花了很多钱，但已无济于事。

在我姐姐去世后，大姐、二姐如同儿女一样关心我的父亲、母亲，在他们经济状况也不太好的情况下，还经常给送去食品、保健品等。父亲去世出殡的那天，大姐匍匐哭诉，久久伏地不起，感动了许多在场的人。

由姐姐关联起来的这些朋友，共同经历了生活困苦、政治动乱、经济转型等各个阶段，考验了人性。有的朋友相濡以沫，愈久弥坚。有的朋友情薄意浅，折戟沉沙。

李秀清大姐是姐姐小学和初中的同学，二人非常要好，由此也拉近了两家的关系。李叔李婶都是玉田县的人，朴实善良，为人本份。在南工房居住时，两家就开始相互往来。以后我家搬到了东工房，李叔一家搬到了建井工房。距离比以前略远了一点，孩子象走亲戚一样，每到假期都要串“亲戚”，有时还要住上几天。

李叔勤劳，秋天时常去“拾荒”，捡些粮食、花生、大豆等，不管他捡回来多少，总要给我母亲送过来一些。他家院里种了几棵柿子树，收果后，李婶年复一年的送过来让我父母品尝。非常有趣的是，送柿子几乎都是李婶，隔一段时间来一次。李婶一来母亲就不让她走，一呆就是一天，老姐俩总有说不完的话。其实我们都明白，李婶送柿子是噱头，找我母亲说说知心话才是本意。李婶身体不好，六十几岁就去世了，母亲提起来常常落泪。

李叔退休后经常遛弯到我家，一旦有几天不来，我父母就想的慌。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李叔早早就到我家帮忙，他主动洗猪肉，那细致、干净劲至今让我难以忘却。李叔去世的那天，我前去吊唁。见到李叔的灵棚，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跪在席垫上大哭了起来。想起李叔的为人，想起与我父母的交情，想起几十年的来来往往，也想起了我的姐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匍匐吊唁故人。

父辈的友好感情也传递到了我们这一代。和秀清大姐、秀华二姐，大兄弟志民、二兄弟志忠都保持了长年的往来关系。尤其志民结婚后，他妻子和女儿深受我母亲的喜爱。志民对我父母也尽了很大的孝心，在我母亲生病时，志民不辞劳苦来到家里给母亲送药、打针、输液，为母亲减轻了疾病带来的痛苦。

张荣大姐也是姐姐的朋友，在六十年代困难时期，两家相互帮助，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密切关系。张婶和我母亲有相似的地方，仗义疏财，爱挑事，脾气大，心灵手巧。他家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与我家相同，年龄相仿的几个孩子都成了好朋友。我家搬走后，两家如同亲戚相互走动，有事互相帮助。到了八十年代后，张婶逐渐疏远了我家。刚开始不知道什么原因，唯恐哪件事办的不好，让张婶不高兴。我和妹妹弟弟们结婚以后，第一个就去拜访张叔张婶。张叔还比较热情，但张婶特别冷淡。

有一天，张婶找到我的母亲，提出不让我们去给她拜年，两家要少些往来。母亲问为什么，张婶说：“我觉得我们混得很不如人，你们家的两个媳妇长的那么俊，都有工作，对你还那么孝顺。你看看我家的媳妇，跟你们家的差远了”。这时母亲才明白，原来是张婶的自尊心受到了无意的伤害。张婶的大儿子原来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工作中腰部受伤，留下了后遗症。娶了个农村户口的媳妇，媳妇先天性腰椎弯曲，一肩高一肩低，与张婶关系处得还不好，张婶觉得这个媳妇拿不出台面，由此不想与老朋友们相聚。

其实张婶的这个想法挺怪异的，她认为两家关系不错，各方面条件也应差不多，起码要对等，否则就不平衡。她大儿子儿媳，只是身体有些毛病，其他方面都很不错。三个女儿工作、婚姻都比较好，二女儿还是医生。偏偏张婶思维偏执，好高骛远，最终两家结束了密切往来。这些理由让人听起来可笑，但张婶确是认真的。

姐姐非常善良，在上学、下乡、工作期间交了很多朋友，在她遇难之后依然保持了来往，有的表示要向对待自己亲生父母一样对待我的父母。但母亲感情过于脆弱，见不得一些曾经与姐姐关系甚好的朋友。见一次痛哭一次，有些朋友逐渐退出了我家门。只有那些姐姐为桥梁而引为世交的朋友，保持了永久的关系，他们也成了我父母感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的姐姐，永远是悬在空中那盞永不熄灭的灯！

“……怎么刚刚开始成熟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明白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时间不经用，怎么转眼之间就老了”。听着这首《一晃就老了》歌曲，品味着歌词中的内涵，不由衷地感叹时光的无情，更加怀念逝去的真情。

我们老了，但姐姐没老，永远定格在二十六岁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