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媒介的故事（刘立江）

造物主创造了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三个有生命的物种，只有动物具有信息交流的功能。我们人类处在了生物顶端，把信息交流的功能由初始人体器官交流发展到文字信件、语音、视频到多媒体高级阶段。我们是经过由“家书抵万金”的珍贵到今天视频聊天的方便全过程的人，虽然往昔人与人的联系方式发生了巨变，但尘封中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一)我陪母亲写家书

    我们的父辈，识字的人不多，家里每次去信或来信都是一件大事。尤其当穿着墨绿色工作服、骑着墨绿色自行车、背着墨绿色背包的邮递员到家门口喊：“某某某，你家来信了”，我们这些小孩子会飞快地跑出去接信，如果是挂号信，还要大人过去签字或按个手印。若家里人不识字，还要请人过来帮着念信。谁家来信多，邻居们都要高看一眼，一是说明这家人脉旺，二是证明这家人有文化 。

    儿时记忆中的林西邮电局，在新立大街门朝北。墨绿色的门，门口有个墨绿色的邮筒。早期邮筒只有一个开口，把信可以塞到里面。后来有了两个开口，一个是外阜信件，邮资8分，一个是本阜信件，邮资4分，本阜只含唐山市区內。邮资可能是我们国家最后放开物价管理的公共服务产品之一。邮电局大厅里可以办理买邮票、信封和邮寄物品、电报及长途电话业务。里面有个专门代写书信桌子，母亲曾带我在那里写过信。后来在邮局的西面开了一家代写书信的小门市，是一家住宅，门口挂着一块“代写书信”的牌子，戴眼镜的瘦老头非常斯文的坐在里面。门口朝北，两扇黑门板，里面有一张学生桌，桌上放着一只笔筒和一叠B5大小的白色横格纸，信封放在抽屉里，用的时候拿出来。写一封信大概两三毛钱，母亲也带我去过几次。

    母亲是天津市人，姥爷去世后姥姥改嫁到武清县杨村。1948年，母亲嫁到唐山林西，但她和姥姥及她的大伯父及兄弟们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

母亲常通家书地址记得有两处，一是“天津市红桥区玉善里……”，什么胡同几排几号记不清了。二是姥姥改嫁的那个地方。父亲的老家偶尔也去信，大部分是给奶奶寄钱的时候附带的信，那时候寄钱也要到邮局办理，母亲把着家里的“财政大权”，这事由母亲去做。

有一次母亲让人代写家书，印象略深，因为我看她有点“鬼鬼祟祟”的。信的内容记得两点，一是说我父亲很平安，没摊上事，二是问她大伯跟老叔还有联系否，要彻底断绝关系，否则要挨整的。当时不明白信中的含义，若干年后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父亲是林西矿的干部，被人揭发参加过“工矿党”，很多人被当成“地、富、反、坏、右”分子揪出来，甚至挨批斗或“还乡”。后来被证实，工矿党名册中有父亲的名字是他外甥钱路珍给添上的，本人并不知情，后来工矿党也没算什么严重的问题。母亲的老叔是解放前的老知识分子，国民党退踞台湾时跟了过去。因为两岸互无往来，天津那边也没当成什么问题来追究。母亲在天津的亲人很多，非常时期家里就分成两派，经常出现两派舌战，成了当时社会的小缩影。

    母亲的堂姐住在唐山林西的东工房十三排，我家住在南工房十八排，相距大约两公里。姐俩有个特点，谁收到娘家的信，都要相互通报一下。虽然是“泼出去的水，嫁出去的女”，但毕竟是在大城市出生，曾享受过小资生活，有点“家书抵万金”的情怀。

    父亲的家书比母亲少很多 ，但河南同乡们经常相聚，相互通报老家的情况。即便收到老家的信，绝大部分是向父亲要钱。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里，农村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弱。黄河岸边，经常闹灾，爷爷早年去世 ，剩下奶奶和几个叔叔在老家维持生活。因为我家的人口逐渐增多，给老家寄的钱逐年减少，但从来没听到过奶奶和叔叔们抱怨 。

    母亲找人代写家书一直到我上初中时才终止。

(二)第一次写信

    姐姐有个小她一岁的朋友，我们叫她张娣大姐，姐姐下乡二年张娣大姐到滦县缫丝厂参加了工作，不久谈恋爱了，由于父母反对，与家庭发生了矛盾。张婶很生气，到我家哭哭啼啼。

    母亲跟我说：“你算有文化的人了，你给张娣写封信”，我就按着母亲口述写。不巧，唯一的钢笔坏了，用铅笔写觉得太不认真，就用红色圆珠笔写了起来。当时，红色“八股文”是许多文体的标配，写私信也是如此，开头都要对最高领袖说些祝福语，然后用一段领袖语录，我选用的是“我们要斗私批修”这句名言。我上学比较喜欢语文，替母亲写这封信问题不大，母亲也很满意。

   不久，张娣大姐到我家，问那封信是谁写的，母亲告诉了她。她抓住我的手说:“弟弟，你写的太好了，我把它保存起来了”。但恋爱问题张娣大姐仍未能与她父母达成一致，堵气连夜返回了工厂。

    过了几天，母亲带我去滦县缫丝厂找她，在九龙山火车站下车，走很远的路才到了缫丝厂职工宿舍。母亲与她彻夜长谈，我早早睡下，不知谈的结果如何，早晨起来赶火车返回了家。张娣大姐给我们带回了一大包五香蚕蛹，母亲和妹妹弟弟看着害怕，我吃了几只就送给了我的同学。

    几天后，母亲非常生气地跟我说：“你再给张娣写封信，骂她一顿。她答应我好好的，说这个礼拜回来跟她妈道歉，结果到今天还没回来 ”。我写完后给母亲念了一遍 ，她感觉语气太软 ，我就在信上又添了一句 “你要是再不回家给你妈道歉 ，我和你大姐就与你断绝关系 ”。也不知这封信起的作用还是什么原因，张娣大姐果然回家了，向她妈道了歉。张婶高兴极了，第二天就带了些水果到我们家来致谢。

(三)一封只去不回的信

    1971年初，家里收到黑龙江哈尔滨三叔的来信 ，信中说，三婶前几天去世了 ，撇下了11个孩子 ，生活很困难 ，借了一些债 ，让我父母给他寄些钱帮他还债 。当时父亲还在承德协助军队搞开发工作 ，母亲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发愁 。那时我家也不宽裕 ，姐姐下乡未返城，我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正在上学 。母亲说: “要不这样办 ，叫你三叔送两个孩子过来 ，我帮她抚养 ”，我就照母亲的说法给三叔回了信 ，这封信一去无回 ，三叔也没把孩子送过来 。

    父亲从承德回家时母亲向他说了这件事 ，父亲愁眉苦脸，沉默不做声 。母亲建议再给三叔去封信 ，父亲摇了摇头 。

    1976年冬天 ，三叔的五儿子从黑龙江来到我家 ，聊天时他说，他们夜间起床撒尿时，常常看到他父亲坐在炕上抽烟 ，长声短叹睡不着觉 ，发愁养家糊口的事 。三叔有七个儿子四个女儿 ，家里的房就像职工宿舍 ，一间是女宿舍一间是男宿舍 ，一大群孩子，缺吃少穿 。五弟来的时候 ，穿的是她姐姐的棉裤和棉袄 ，又小又短 。母亲听后哭了几次 ，给五弟做了一身新的棉裤棉袄 。

    母亲问五弟 ，给你爸爸写信 ，让他送过两个孩子来 ，怎么没送过来？五弟说:“我爸爸当初是有这个想法 ，但看了看我们，把谁送出去都有点儿舍不得 ，他犹豫不决 ，时间久了，就把这件事忘记了 ”。

(四)一封十年后才明白的信

    1948年至1959年，我家住在林西西中街，与著名数学家张广厚家为邻，1967年搬到了林西东工房。有一天，西中街的胡大妈到我家向母亲哭诉，手里拿着一封十分褶皱的信。胡大妈与母亲关系很好，我们搬了三次家仍未断往来。大妈让我把信念一念，拿过来一看许多字不认识，一方面字迹潦草，另一方面有许多繁体字，小学四年级的我更读不懂信的意思。

    过几天听母亲讲，胡大爷和胡大妈一起到我家来了，母亲给他们调解好了矛盾。大约十年以后有一次聊起了胡大妈，我才明白那封信含义。

    胡大爷在一个乡办工厂当采购员，暗恋上了仓库的女管理员。胡大爷不善言语表达，就写了一封情书，悄悄给了女管理员。女管理员认识不了几个字，看不懂情书的内容，就带回家让丈夫看。丈夫一看火冒三丈，就带人到了胡大爷家，把信交给了胡大妈。胡大妈知道事情原委后气得不得了，胡大爷下班刚进门，被胡大妈和管理员丈夫一顿胖揍，胡大爷跑到厂里不敢回家。胡大妈不依不饶，非要离婚，这才到我家哭诉。

    后来，母亲把胡大爷胡大妈叫到我家，把胡大爷狠狠教训一顿，这场矛盾得以化解。

(五)母亲的耳光

     1973年夏天，是我当兵后的第二年 。一天上午正在训练 ，连里通讯员找我说，你母亲来看你了，我急忙跑到连部 。 连部门前停着一辆绿色吉普车 ，母亲站在车旁 ，我急忙跑过去 ，还没等我说话 ，母亲上去给了我一个耳光 ，打完她就蹲在地上哭了起来，给当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

    过了一会儿母亲站起来对我说：“你为什么两个月不给家里写信 ，我以为你死了呢！ ”我急忙做解释 ，在战友们的劝说下，她才消了气。

    当我成家有了女儿之后，渐渐理解了母亲。我刚当兵的第一年，有极强的新奇感，每半月就给家里写封信汇报一下情况。时间久了，一切归于常态，没了新鲜感，拿起笔来不知写什么，一拖两个多月没给家写信。母亲是个脾气急躁、易喜易怒、爱憎分明、视儿女为生命的人，两个月不见我的信，引起了她的多疑多虑。

那时，父亲还在军队工作，他的好朋友，24军某团副团长吕长泰调到卑家店七00七水泥厂任副厂长。水泥厂离我家不太远，母亲就让吕叔给她安排了一辆车，赶到了部队看我出了什么事。后来姐姐写信告诉我，母亲去部队找我之前，有半个多月没睡好觉，猜测我在部队出了事，甚至怀疑我死了，哭了不知几场。姐姐嘱咐我，以后不管有事没事，至少每半个月给家写一封信。她还给我寄一联邮票，票面是珍宝岛战斗中的战士。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