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工资的日子里_ _老年茶馆

父亲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从我记事起，六十年代初他每月工资就是一百多元了，在工薪阶层算是比较高的了。但听母亲讲，这点收入日子过得太紧巴，常常入不敷出。我上小学学了点算数后，母亲把我当成文化人，十五号父亲发工资前，让我帮她做个计划。买粮多少元，买煤多少元，买菜多少元，买布多少元，“打会”多少元等等，计划表列出后发现常常超支，只得将计划调整一下。有几次家里遇到点特殊情况，还向邻居借过钱。我家有七口人，五个孩子，在当时属于很正常的家庭，邻居有几家六七个孩子。有时给老家的奶奶寄点钱，也不是每月都给。有一次我问母亲，人家人口多，挣的钱比我家少，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呀？母亲说，咱们家的开销你都知道，你说哪件事可以不办？小孩不懂过日子的事，当然回答不了母亲提出的问题。

稍微长大后，我关注了几个同学的家庭。很明显，他们穿得比我差，衣服补丁摞补丁，穿的鞋有时露脚指。尤其到了冬天，从穿上棉衣到脱下棉衣，一套衣服要穿三四个月，露出了棉花就简单地缝补一下，大多数孩子是裸穿，没有外套和内衣。吃的比我更差了，一年到头，只有过年能吃些肉，平常粗粮为主。有一次去同学家玩，他妈妈把捡回来的葱胡子(葱的根须)用刀切碎，放些玉米面蒸饽饽，还煮了一锅玉米渣粥。菜只有咸萝卜条、红辣椒炒大白菜，一家人吃得很香甜。他家用铲子铲锅底锅巴的刺耳声音，至今记忆犹新。住的房虽然是单位派的，但只有一间住室，在院子里自建了一间小房，低矮潮湿不见阳光，室内的家俱简陋破旧，粮食都是用小缸盛着。即使这样，听同学说他家有一百多元的存款。别的我不羡慕，只羡慕他家有一百多元的存款，我家是月月光！

说来也不奇怪，因为母亲的生活方式与他们明显不同。母亲出生于天津市一个中等资本家家中，在她四五岁时，她的爷爷染上了吸食大麻的恶习，没几年把家败光，一命归西。她的父辈由阔家子弟沦为了无产阶级，给别的资本家当了打工仔。毕竟经历过优沃生活，对她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衣食住行的标准明显高于由农村进城的工人家庭。家庭成员每人每年至少做两套新衣，而且有内衣内裤，棉衣有外套，春秋有绒衣或毛衣。母亲非常注重父亲的形象，制服、中山装、便服有几套。我的姐姐和妹妹们总有一些比较时尚的花布衣服，让其他女孩们羡慕不已。吃的要比其他家庭好许多，虽然物资供应紧缺，母亲总是将食材精细加工做得更美味一些。每当下来时令食品，不管多么贵，总要买一些叫家人尝尝鲜。上世纪七十年代，有的家庭定量供给的粮食不夠吃，就用细粮换粗粮，一斤白面或大米可换一点四斤玉米面或高粮米，母亲就用粗粮换过人家的细粮。

正是由于母亲的生活方式，造成了父亲那点工资月月紧张、月月急。每月过了十号，就盼着快发工资。父亲很理解母亲的心情，下班到家第一件事就是交工资。母亲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我把借的钱快速还给人家，“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是她的口头禅，母亲特讲信用，然后才准备各项购货款。全家人第一件事，拿着购粮本，带着米袋、面袋、油瓶去粮店排队购买粮油。居民买粮油的时间根据住在几排几号都有具体安排，晚了可以，但绝对不能提前，而且天不亮就要去排队，并在身上用粉笔画上号。带着酱油瓶、醋瓶、盐罐等去合作社(商店)购买这些生活辅助品，这些没有指标，不需要票证；带着商品票去购买蔬菜及肉蛋类，商品票是一大印着数字的纸，每月公布一次对应的商品。这些生活必需品买完之后，母亲开始研究买些耐用品，遇到大额支出，就靠“打会”解决资金问题。“打会”是一种民间资金互助的方式，“打会”的发起人俗称“请会”的“会头”，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上班族是全靠工资收入来养家过日子，普遍工资收入低，更无其他的额外收入，这种集资筹款的方式帮助了急需钱的人。为了购买自行车和手表，记得母亲有过两次“请会”。

俗话讲，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我家又多了一个一月之计在十五的特殊心理规律。这天仿佛比过节还重要，好似每月的生活由15号开始的，这种情况远远不止我一家。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结束了工资三十年不涨的历史，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掐着指头计算发工资日子的时代逐步淡化，手头开始有了一些积蓄，也开始认识了银行和存款。发放工资由单位发放，到本世纪初转为由银行代发。持币方式由纸质为主，过渡到以卡式记账普及。互联网和手机支付普及后，交易过程和资金流动让我们可以方便地使用电子支付、移动支付和数字货币支付。

一晃我们夫妻两个已经退休多年，每月领取近八千多元的退休金，虽不是大富大贵，但衣食无忧，更没有掰着手指计算发工资日子的尴尬。什么时候发养老金？买什么是不是做个计划？这种早期的生活方式基本荡然无存。女儿女婿也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收入水平很一般。房子是我和亲家母及他们夫妻三方出资买的，养着两个小孩。女儿买了一套小公寓，对外出租每月有四千多元的收入。他们和我们夫妻俩一样，虽然过的不是花天酒地，但也蛮滋润的，感觉不到她们有什么生活压力，更没感觉到她们有过盼发工资那一天的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