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里面有故事（待续）

四、“高光”的时刻

1972年12月我应征入伍，穿上了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与地方武装部领导合影留念。回到家里又与同学和家人到照相馆合影留念，正体会了一次C位的感觉。到部队穿上正式军装后，母亲要求每半年拍一次照片寄给家里，如果稍有滞后，姐姐的“催租”信便马上会到。每到节假日，要好的战友、同乡也常去照合影像。加上前来参加军训的大中专学校师生，每季度至少有一二次摄影师光顾。

最让我兴奋和荣光的一张照片，是印在《解放军画报》上的图片。1974年部队到河北省丰润县拉练军训，住在一个姓白的大叔家。当时的农村非常清苦，粮食大部分家庭不够吃，房东家一天要吃两次红薯粥。军队在外野营的时候，都是各班把饭菜打回来，到租房那里去吃，吃剩下的饭菜给房东。说是让他们喂猪、喂鸡，其实房东都是悄悄的当主食吃掉了。军训用坏的手套，袜子等也都丢到房东的垃圾堆里。有一天训练回来，房东大婶把几副补好的手套给我们送了过来，那时非常提倡艰苦朴素、厉行节约。班长把这事向指导员做了汇报，正巧赶上画报社的记者下基层采风。在记者的安排下，指导员站在前面左手拿着补过的手套，右手指着手套为大家讲解。因为我个头矮，席地坐在前排，抬头看着指导员，照片给我照个正着，比指导员还清晰。那年我刚刚十八岁，带有童稚的脸庞，眼神透着坚毅和成熟。可惜画报每个连队只有一份，那张照片只能几次过目，留在美好的记忆中了。

在我保留的十几张军旅生活照片中，我特别珍爱1973年唐山籍战友的合影，几个战友保持联系持续了50多年。有的地震致残，有的当了高管，有的一直平庸，有的戏剧人生。无论这些人混的怎么样，大家相聚时那种战友情谊格外深重。提起地震中遇难和因病去世的战友，数十年过去依然心有凄凄，难以忘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从忆苦思甜活动到歌颂文化大革命成果；从反走后门运动，到反击右倾翻案风；从批林批孔运动，到评法批儒大争论，此起彼伏，林林总总，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我有几次在部队参加活动的照片贴在师、团、营的墙报或橱窗中，虽然瞬间即逝，确深有记忆。战友跟我开玩笑说，个头小就是抢镜头，其实照相师喜欢的是我那张娃娃脸。

五、逐梦的相机

照相机在国家改革开放前，绝对属于奢侈品，要不然就不会把苗大哥当富豪了，从来没敢想过自己拥有一台照相机。唐山大地震后，厂党委宣传部报导员崔贺顺给震毁的建筑物拍照片，跟在他的后面，帮忙拿东西或打灯光，回来后暗室不让我进。

女儿长到一岁时十分可爱，妻子有时带她到照相馆照相，同事刘新民有一台海殴120相机，给我女留下一些照片。那时开始梦想有钱一定想法买一台属于自己的相机。当年国产相机品种很少，有东方、海鸥、凤凰、珠江等品牌。高端相机日本的较多，也有美欧的，价格普遍在千元以上至万元，普通百姓望尘莫及。梦想买一台海鸥120相机就可以了，6x4或6x6底片可以平印，比较划算。

1986年，工友张礼出差去天津，花25块钱买回一台120相机。相机是一个很粗糙的塑料方盒子，镜头不是玻璃的，由高分子化合物做成，快门是三片镀黑金属片，按快门时声音很大。从结构上看，符合物镜成像原理，由于便宜，当时我也动了心。但照出来的效果太差，遂放弃了想法。张礼给我在车间门口照的相片至今保留，我当时刚干完活，有些蓬头垢面，上下衣都有明显的补丁，背后是两扇大铁门。1988年，工友邓可仁得了一笔外财，想把他手中一台东方135相机转卖，我给买了过来。同时，他把计划做放大机的镜头也卖给了我，总共花了115元。我在电机车间工友李宝银的帮助下制作了一台放大机。升降嚣利用报废的液压杆，虎皮箱用牛皮折叠涂上银粉漆，在玻璃门市部要来的下脚料做玻璃夹片，显影定影盒找电镀室郑印东用塑焊机制作的塑料方盒。到照相馆买了两盒黑白胶卷和冲洗胶卷的暗盒。

设备齐备后，我就开始了“摄影师"的行程，先是给女儿和妻子照，再给家里的老人照，又给亲戚朋友照。两个胶卷儿照完了，就用大被把房间的窗户堵上，在黑暗的小屋里鼓捣起来，大部分照片比较成功。由于缺少上光机，就在玻璃上涂上婴儿粉，再把照片贴上去，晾干以后揭下来。

玩了一阵以后，感觉相机的档次很低，镜头是固定的，有些片子效果拍不出来，就幻想着什么时候有钱买个进口的单反机，再配上一个标准镜头和两个变焦头。到照相器材门市部一看，吓得扭头就走了。那时候的工资收入只有几十元，而好一点儿的照相机，轻的几千元，重的上万元，单一个变焦头就要几千元，我哪里买得起！

1992年终于听到了一则喜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乌克兰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在我国进口了大量的日常用品，他们就用货抵货的方式，让中国进口了大量的民用照相机、望远镜、军靴、腰带等。其中单反照相机配上一个变焦头只要四五百元，到那里一看，就放弃了计划。国际上流行的相机接口是卡口，而苏系相机是螺旋接口，皮套是很厚纯牛皮的，不仅笨重，也不太美观。

也就在同一时期，相机革命突飞猛进，傻瓜相机开始大量普及。一狠心买了一台日本尼康傻瓜相机，傻瓜相机的普及使得摄影从专业走向普及，降低了摄影的门槛。1997年和妻子去江浙沪五市旅行，那台傻瓜相机频出故障，便在当地又买了一台日本产的傻瓜相机，照片能带日期。这台机子质量也不过关，用了两年废掉了。还曾买过一只相机胶卷一体机，柯达牌的，效果不咋地。1990年，在厂工会负责摄影的石宁调到报社，便把他用的日产美能达单反相机留了下来，配有一个标头，一个55-135变焦头。从此由我负责厂里重大活动照相，不到一年的时间调到了政工科。

失去了美能达单反相机，对家里落伍的东方牌旁轴取景和傻瓜相机也失去了兴趣。同时工作很忙，很长时间没出去照相。妻子说，你要喜欢就买一台。正巧，朋友开的彩扩部进了一批国产凤凰牌相，配上35-135变焦头两千多元。我取出存款买了下来，用了之后才知道效果之差，但已追悔莫及，用它留下的照片很少。

数码相机普及后，我买过两台卡片机，一台50-105变焦头佳能相机，主要是携带方便，一直延用至手机照相功能全面应用。因为自己把相机只做记载事物的工具，没形成强烈的爱好，所以，手机成了唯一的照相器械，但记录了无数无价的，一去不复返的人与物的实景。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