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来临。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我的第一次高考。
我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从1966年7月开始,全国高等学校停止了招生。我们这些高中毕业生在学校又经历了两年动荡的文革运动之后,终于结束了五年的高中生活,无学可升,无业可就,毫无悬念的自觉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
1977年8月,复出工作的邓小平主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顶着重重压力,努力恢复高考招生制度,邓小平说,“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我牢记这一天——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这一切在久违了11年之后,突然来临,就像做梦一样。之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新闻媒体,都以头条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广大群众、特别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更是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恢复高考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消息通过国家主要媒体发布之后,一下子搅动了整个中国,搅动了天下学子的心灵。消息在中国飞快地传播着,带给无数在文化黑暗中挣扎的青年,尤其给身在农村的青年们一个巨大的希望,人们的命运和试卷再次联系了起来,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对于身体瘦弱的我来说,恢复高考这个消息,更象久旱的禾苗降下了甘霖,也象黑暗中的迷路者,看到了光明。
1977年报名参加考试的全国考生达到了570万人,而十一年大学停止招生,被堵在了大学校门外的知识青年则达到3000万人之多,而大学只招生27万人,录取率只有5%,这就出现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独特景观。由于是恢复高考的第一次高考,报考的考生众多,共有从1966年—1977年12届高中毕业生,我所在的平望公社,报考人数达上千人,高考辅导只能在平望中学的大礼堂进行。由于知识青年白天“抓革命,促生产”,辅导往往安排在晚上,几百人的大礼堂里,许久不上讲台的数学老教师黄积苏、语文老教师钱昌龄等重新焕发了青春,精神抖擞地讲解着解析几何、讲解着作文的审题和选材。参加辅导的学生洗耳恭听,认真做着笔记,十分虔诚。当时学习气氛特别好,静得连一枝铅笔落在地上都能听到声音。恢复高考这一决策激活了整个社会,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之一变,当时,平望公园里读书的身影随处可见。街头巷尾,青年人到处打听谁有高中课本和参考书可以借。离开学校十二年的我,早已远离了数理化,只能把许许多多的公式抄在纸上,贴在墙上,连吃饭时都要看一看、背一背。
由于报考的考生实在太多了,江苏省采取了两次考试——初考和复考。初考由地级市命题,只考语文和数学。
三天考试后,我在家休养身体,等待考试的消息。元旦后,翘首以盼的高考成绩出来了,可是,成绩并不公布,只是通知体检的名单。当时录取的考生还要通过体检和政审关,从12个名单中筛选掉2个。平望镇大概有10多个考生参加体检,我又有幸名列其中。但是,由于营养不良和生病手术,体检时体重只有41公斤。等待了两个多月后,我还是没有接到学校的通知,我知道自己落榜了。
1978年夏天,知识青年全部返城工作,已经落实工作单位的我又参加了第二次高考,这次,我选择了文科。经过努力,我终于考上了师范大学。从此,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从一个“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青春的步伐深浅在偏僻的异乡……”的知识青年,转化成“园丁”、“蜡炬”、“人类灵魂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