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祖父离世前,给祖父留下半爿布店的产业(和他堂兄合开,地址在当时盛泽最热闹的花园街)。但他对经商不感兴趣,也不善于管理,此店终于在抗战时期难逃倒闭的命运。没想到解放后坏事成了好事,我们儿孙辈暗暗庆幸:这让我们没有背上“资本家”子女的黑锅。
祖父是个不合格的老板,却是一个称职的工匠。
他是个技能型人才,兴趣广泛,特别能干。这个“干”,是狭义的,就是用双手做事,所涉及的工种有摄影、钟表修理、电工、木工、泥瓦工、白铁工、理发工,还有烹饪菜肴、制作蜜饯、种植果蔬、化妆品调制等等,故弟兄辈里美誉他是“万能”。
他从不拜师,所有技能全靠自己摸索,在劳作中碰到一个难题,会不惜花上许多天时间去攻坚克难,一旦被他解决,会由衷地高兴,说:“总算被我问出来了”。他的一个“问”字,充满着探究,充满着艰辛,也充满着成功的喜悦。在家里,他有专门的工作间,里面的一张工作台上有包括酒精灯、眼罩在内的修理钟表的全套小工具,另一张钳工台上有手摇钻床、台虎钳、铡刀、铁墩、锯子、锉刀、烙铁……,钳工工具一应俱全。我父亲说,在解放前,他的角色叫“外国铜匠”。但他热衷于探究,却少考虑谋生,兴趣所指,就不惜工本地全身心投入,这也许就是家道中落的原因。
早年这“外国铜匠”还是实足的摄影“发烧友”。他曾经爱上了当时只能是及少数富家纨绔子弟“烧钱”的行当,按我家的家境,属于跨界。更何况他爱好的不仅仅是拍摄,还自己冲印,扩放,兴趣“一条龙”。当时所用器材、原料都是进口货,相机是德国货(嚓丝镜头),照相纸、显影液、定影液这些都是进口的,于是成为外国供应商的“老客户”,供应商还给他提供国外摄影杂志。据父亲说,后来停止摄影后,这家供应商还特地派员到盛泽来上门咨询,以为他是开照相馆的。祖父一生不染烟酒,生活开销从不奢侈,却舍得在兴趣爱好上大把大把地花钱,难怪每每祖父母吵架时,祖母便张口大骂他是“体面败子”。据祖母说,当时拍一张照要耗一个银元,他玩摄影又及其追求完美,耗材厉害,于是把祖母嫁来的“银洋钿”一把把地花费。无法考证祖父是何年何月买了这台“败家货”,但是从他拍摄幼年父亲的照片上,可以判断出应该是在二十年代(父亲生于1925年,一张放大了的照片上显示当时父亲才三、四岁)。我们孙子辈无缘见到他这心仪的宝贝相机,但幼时还可见到花落之后的断枝残叶:那间布置得密不透光的暗室;一橱显影、定影的药品和冲洗器材;一堆玻璃板的照相底片和大大小小的放大了的杰作…….。照相机是在抗战期间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蒙难的:盛泽沦陷前,它被好友借去,后来日寇占领盛泽前,乡里富裕一点人家纷纷逃至更闭塞的乡镇,(我家逃至浙江新市),待到“逃难”回来,许多人家都遭受洗劫,小小相机夹在社会大动乱的洪流里,被冲得不知去向。对它的遗失,想必祖母是不会心疼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家里人多了,家境差了,药品扔了,照片烧了,连那些玻璃底板的底片,也在我们儿时被我们耐心地刮去黑色的胶膜,当成玻璃使用…….。没想到少数幸存的风景照底片后来居然派上了用场:九十年代,吴江搜集老照片,我在其中找出了盛泽圆明寺、关帝庙(摄于岳庙建造前)、目澜洲等一批有地方历史文化价值的老照片,被刊登在《吴江旧影》上,现在还频频看到有些地方志在转载。想不到祖父的爱好在他百年以后竟发挥了一点社会作用。
祖父对于电器的钟爱,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镇上也是十分新潮的。盛泽“电灯厂”(盛泽首个变电所)建造时,他经常去现场观看,曾经听他称赞德国技师如何“来三”(盛泽方言:本事大)。他对德国制造业十分钦佩,对德国货情有独钟。电灯厂造好后,祖父最先接受使用交流电,自己动手,全家上下十几个电灯,从配电板到佈线安装,一切都很规范,楼梯灯还是用“双联开关”控制的。但他绝不满足于仅解决家庭照明,后来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研究电动机,从外地买来了当时小镇上寻觅不到的技术书籍(见附图),学习制作工艺,作为实践的一个具体行动,就是自制电风扇。那是不折不扣的自制:马达的转子和定子的铁片,都是自己一片一片剪出来的,转子的转轴、定子上的轴承,都是以及其简单的手工工具,凭着足够的细心和耐心,一个一个部件制作,也不知期间经过多少次失败,花了过少天时间,终于制成了一台电风扇。那是纯手工的工艺品噢!记得八十年代初期,工业品紧张,我们一代人中也曾流行自制电风扇。我用现成的马达和买来的风叶和开关等零件,自制了底座和网罩,搭出一台电扇。祖父看了,不以为然地说:你这个马力虽大,但只能说是组装,不是制造。是的,当时我们这代人都是讲究“现实惠”,哪有祖父那种不计时间的探究精神和手工工艺?据祖母说,当时为制作电风扇,他蹲在地上敲打、剪铁片,常常一蹲就是半天,废寝忘食,也不知道腿酸。这台自制的电风扇风叶大约有现在的鸿运扇那么大,风力略小于鸿运扇,在我们小时还使用过,一直保存的上世纪九十年代还完好。但是,在祖父过后的世纪之交,家里改造装修,我一时糊涂,在处理废旧物品时,竟然把这台凝结他无数心血、一度的家族中引以为豪、又经历了岁月沧桑的传家宝物给一并处理掉了,现在想来,十分后悔。
他对于电器的探究,十分前卫。后来竟然研究起无线电技术,于是家里留下许多电子管收音机的零配件。想来他毕竟只有初小的文化程度,在无线电技术方面是不太可能无师自通、取得突破的。我读中学时,一度也爱好无线电,虽然彼时收音机里大大的电子管已经进步成了“花生管”,但电子线路没有进步,于是明白,祖父的这堆零件充其量只能组装“再生式收音机”,连“超外差式”也达不到。即便这样,解放后他的这个爱好还是带来了一次麻烦。记得幼年时,派出所(公安局的地方机构)一批人突然来到我家“抄家”,搜查了这些元件。还算好,要是能装出个发报机来的话,“特务分子”的帽子必套无疑了。尽管此事没有下文,还是给祖父留下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也许加速了他晚年患上“老年多疑症”的进程。
祖父的后半生,迫于生计,被迫拿出了他众多爱好中的一门技术,用于挣钱谋生,那就是修理钟表。他的修理过程,充分表现出他做事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他对钟表的清洗、断发条的连接,轴承眼的整修等等,有着一套严格的自定工艺要求,绝不马虎了事。他修理钟表不计时间成本,不计经济效益,凡经过他手的钟表,必须有一个的完整的清洗保养,直至他自我满意了才肯罢手。所以尽管身处弄堂底偏偶的家里,外面没有一丁点招牌文字,还是有人经过口口相传,一路问询找来。但由于他自我制定的要求太高,修理速度自然跟不上要求速成的年轻人,因此上门求教的年长者居多,有时修理者往往要走上几趟,催促再三,才拿得回去。祖父对修理中遇到的疑难杂症的兴趣,远高于面对常见病、多发病的处理。他以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为自豪。令他引已为豪的一门绝活,就是对手表“摆尖”的修复。“摆”, 它控制着秒针的稳定走动,是秒表上最为灵敏精巧的部件,由于早年生产的机械表没有防震功能,一旦受到击打,它最易受损。那些解放前进口的手表,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替换配件,镇上集体经营的钟表店一般不愿意揽这样的“瓷器活”,也许真的不会修,也许觉得太耗时,划不来。便被当做“绝症”而回绝。于是,便有钟爱它的主人,经多方打听,上我家门来“求医”。祖父听说是被钟表修理店“回头”出来的,就特别来劲,还带几分自豪地接纳下来。这个修复的精度要求极其高,工艺复杂:首先要在断了尖的摆轴端转孔,镶进优质钢针,退火,夹在专用管夹上,借助眼罩(放大镜)看着,用钝锉刀滚动着慢慢的挫,直至形成大小无毫厘偏差的新“摆尖”,最后再淬火处理。这个每秒都在来回转动的轴尖,必须牢牢地长在轴杆上,和轴杆绝对的同轴同心,因此不一定能一次成功,完成这项精细的工作,需要平心静气,慢工细活。祖父时常在夜深人静之时,反复比量打磨,不惜化上几天功夫。每当成功完成了一桩精细的修理工艺,会露出十分得意的神情,有时还自言自语地数落外面钟表店的修理工:他们,只会清理保养,换换零件。言下之意,正宗的修理,唯我一家,别无分册。
也有人对祖父的精致工艺不领情,记得有一次,有人拿着一块市面上普通的手表,抱着修修总比换配件来得便宜的想法来找祖父修“摆”,一听祖父的修理费出价,跳了起来——比换一个新的还贵!于是双方争吵起来,祖父下逐客令:到钟表店去换,本来就不该找我修!这是一个商人和工匠的对话,思考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牛头不对马嘴,注定不欢而散。
祖父晚年双目失明,又患上老年性多疑症,拒绝我们的帮助,生活始终自理。他顽强地靠记忆摸索生活用品,点煤油炉靠手摸火苗,手烫了才知道点燃了。我想,这跟他长时间夹着眼罩,在聚光的灯下修理细小的零件有关;其举措,也显示了他一生做事及其自信倔强的个性。
尽管祖父生前少有和我们孙子辈情感上的交流,但他务求完美的自我要求、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无声地影响了我,使我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善始善终、务实认真的工作态度,这是他留给我的精神财富,但愿能代代传承下去。